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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传统翻译理论与当代翻译理论差异 　　摘要：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理论的关注焦点始终没能跳出“怎么译”三个字，其立论也多出自论者自身的翻译实践体会。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从语言学的立场出发，揭开了一个新的层面，即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有另一批学者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这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本文中，作者把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当代翻译理论的研究重点进行比较，并探讨了由中国学者提出的译介学理论等问题。 　　关键词：传统翻译理论 当代翻译理论 译介学 　　当翻译理论的研究经过文化转向以来，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功能对等”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即文化之间的对话、协商以及如何协调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冲突。例如，当把 “You are a lucky dog”翻译成“你是一条幸运的狗”时，很多中国读者可能会心有不悦，而把“绿帽子”翻译成“green hat”时，又有多少外国读者明白其中的隐义呢？由此看来，当代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本文中笔者将予以小议。 　　一、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重心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只不过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形式，跟文化的关系不大，主要需要掌握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技巧，从而把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准确地表达出来。 　　传统的翻译理论主要是在语言文字中展开，围绕的中心就是“怎么译”的问题，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近代的“信、达、雅”、“神似”、“化境”，[1]还是西方传统译论中的“不忠的美人”，“可译与不可译”，“直译与意译”，“归化和异化”理论，都默认一个原则，即“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在传统的翻译观中，由于受到语言决定世界观和思想的影响，翻译不能有丝毫的改动，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的观点非常深入人心，而“不可译性”的观点也往往是由主张“忠实于原文”的人提出的。 　　在20世纪70-80年代关于传统的翻译理论还有“有无之争”（即翻译研究有无理论，翻译理论有无价值）和“中西之争”（即西方翻译理论是否能适合中国的实际）。有人认为翻译就是实践，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中国历史上也并没有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对于中国译论的发展历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案本”——“求信” ——“神似”——“化境”[2]，然而这算不算是翻译研究的理论呢？总的来讲，传统的翻译理论更多地是在进行“术”的探讨，而当其上升到“学”的高度时，即完成了向当代翻译理论的转变。当前，翻译理论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翻译研究的内容和学界的译学观念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给传统的翻译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翻译理论的误区 　　误区之一：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这个转换应当完全根据原文，怎么能容许“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的发生呢？或者大家普遍认为“创造性叛逆”是由于译者不遵循原文的内容或形式，主观能动地改变译本的一种手段。这种想法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一是其忽略了客观实际和主观想法之间的差距，译者很可能主观上是想遵循原文的，但由于客观的操作和表达存在误差，或者是译者的理解和作者的表达有不一致的地方；二是由于文化背景，译入语读者的接受程度，译者不得不将原文中一些不符合译入语文化或译入语读者不能接受的部分加以修正，如晚清的《迦茵小传》翻译和文革时期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等等。[3] 　　误区之二：翻译理论的历史化研究，甚至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传统的翻译训练的挑战，并使翻译人员和工作的训练无所适从。实际上这种想法混淆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的教学及基础训练之间的关系。几千年的翻译实践把“忠实”作为一种原则继承下来，是值得现在及后来的翻译人员遵守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翻译原则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来看，并且对于偏离这些翻译原则的现象加以解释时，我们采用的是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因此对翻译的研究和实践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误区之三：翻译理论研究似乎与翻译实践脱节了，翻译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并不一定能作翻译实践工作，因此翻译理论研究是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没有用的理论。这种看法实际上有失偏颇，因为从其他相关的学科来看，很多文艺理论家并不能创造出很优秀的文艺作品，而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并不一定能提出高深的理论。随着学科发展的精细化，我们不仅需要能从事翻译实践的治“术”的人才，同样也需要研究翻译理论，特别是超越语言，从文化层面治“学”的学者。不管什么学科理论，我们都不能一味地将其功能简单化，克服狭隘的“唯用论”，而将其推向更高的层面。 　　三、当代翻译理论的讨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