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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对科举制批判及其当下意义

顾炎武对科举制批判及其当下意义   【摘 要】顾炎武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量级人物。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他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都因其识见深刻、力度厚重而影响久远。遗憾的是,顾炎武集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于一体的科举制批判,却至今少有学人注意。顾炎武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批判,绝非仅仅关乎其本身的正常运转,而是更关乎学林士风的建设和年轻一代的成长。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顾炎武当年的忧思和建策对于当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宝贵的启示。   【关键词】顾炎武 科举制 政治批判 社会批判 文化批判 当下意义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者,分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两相科目推举人才。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分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堪将略、膂力骁壮等十项科目推举人才。后世“科举”一词,由此而来。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即书面考试的方式取士,揭开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序幕。   到顾炎武生活的年代,科举制度历经各代的增删损益,已经走过了一千多年的漫长路程。从总体上看,它的生命力还远未到衰竭的程度,但其内部的病灶,已非常明显,且“预后不良”。更要命的是,这种“预后不良”,不仅关系到科举制度本身的延续,而且已经对于政治生活、学术事业乃至社会风气,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顾炎武“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一类的激愤言辞,都是缘此而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更有必要重温当年顾炎武的批判,并从中汲取有益于当下的教益。   科举制度集教育、选官功能于一身,是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制度化体现。作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它具有强大的社会“指挥棒”效用。但是,到了顾炎武生活的明末清初,它本身已经发生了“异化”,其表现多种多样。   一是“应试术”大行其道,败坏了学术风气、社会风气。明代科举,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试卷,称为“十八房”。他们批阅试卷,判定成绩。苏、杭一带精明书商从中发现商机,汇集中试士子之文,连同考官评语,印行销售,获利颇丰。中原及北方的商人们也纷纷效仿。“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这样的后果当然非常糟糕。靠背诵“十八房之书”幸登金榜者,不少人竟然“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顾炎武痛感此弊,故有“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之叹。为了对付科举考试,生员们不是潜心问学,而是针对考试的技术性环节,做题、背答案。“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日知录》卷十六,三场)顾炎武尖锐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本经之中,可出之题不过数十。于是富家巨族请来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弟子背熟,“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日知录》卷十六,拟题)顾炎武因此而痛心疾首:“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日知录》卷十六,三场)“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拟题)   二是难以选拔优秀人才。科举制的基本功能是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选拔适用的管理人才。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说,“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 宽严失度,导致科举制的选拔功能的大打折扣。“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日知录》卷十七,进士得人)顾炎武回顾,唐代吏部选才,“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今国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以五尺童子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顾炎武评价道:“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日知录》卷十六,判)明清之时,生员的整体素质已经不容乐观。顾炎武的判断是:“生员冒滥之弊,至今日而极。”能背诵四书本经全文者,百中无一。甚至连字写得规范这一基本要求,都难以达到:“更求通晓六书,字合正体者,千中无一也。”他认为,“简汰之法,是以非难”。可设置两场考试,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千字,不合格者除名;二场考其文义。顾炎武举出北齐时策试秀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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