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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客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摘 要】纵观中国的历史，侠客精神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侠客文化。无论是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里，还是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里，我们随处可见，他们多是正义的化身，有着正直的品性，多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多的侠义英雄们也是爱美人的。同样，在日本，武士也成为最经典，最生动，最深入人心的文化形象。在日本文化中，武士道文化几乎占据了最核心的部分。武士道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否认的促进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张艺谋电影中的侠客文化和黑泽明电影中的武士道精神作以分析对比。 　　【关键词】侠客；武士道；文化；精神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正是这样评价他那个时代的侠客们。自东周开始，天下大乱，列国纷起，对于人才的需要日益加强，养士成为了一个政治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侠客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砝码在社会地位上得到极大的提高，而作为秩序和威严象征的周王室每况愈下，也在另一个方面让社会空气更加自由。有本领的侠客们可以根据双向选择的办法来决定效力的方式和投靠的主人，这使得侠客得到了尊重和自信，也让那个年代的江湖充满了个性的光辉。正如诸子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样，那个时代侠客们代表的尊严和信心也是后世所仿效的典范。 　　在张艺谋的电影《英雄》里，讲的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故事——刺秦。围绕刺秦，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的感人故事，当然也都被陆续搬上银幕，结局几乎一致，影视作品大都是为了反映秦王的残暴而歌颂刺客，尽管刺客们的结局都是失败。然而，在张艺谋的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刺客——无名，他仍旧没有逃脱悲剧的结局模式，但是我们却恰恰被这种悲剧的结局所震撼。因为《英雄》这部影片完全颠覆了我们惯有的思维模式，刺客无名原本是要来刺杀秦王的，可是当他真正明白秦王之后，放下手中的剑走出秦宫。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是刺客的失败，但是从另??个角度来想想，他其实是被秦王的“天下”所征服，他放下剑的那一刹那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秦王，而是为了天下的百姓。这才是真正的侠客，我们正是从无名的身上才看到了真正的侠客精神。 　　那么，对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我们国内的研究也很充分。所谓武士道的实质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 “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谈到日本电影我们不得不提到黑泽明导演，而他得作品中尤其体现了武士道精神的精髓。如著名的《姿三四郎》、《七武士》、《罗生门》、《影武者》等等，在刻画人物时，专注于武士形象的刻划。他曾经塑造过像姿三四郎这样的武士个体，也塑造过《七武士》中多面的武士群像。正是由于黑泽明这种强烈的武士意识，加上他独特的个人表达，使他的作品获得一种隽永、深刻的思想，和别具一格的风格。在《七武士》这部作品里，塑造的武士可以说个性分明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武士道精神的体现。他们的言行举止中透露着武士的刚毅、自信等种种优秀的品格和能够带给观众冲击力的人格力量。其实黑泽明在影片中努力塑造的也就是让人难以忘怀的武士人格，他憧憬艺术和精神完全有机的统一，所追求的不是行动的结果，而是对行动本身感到有意义的纯粹的禁欲主义。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