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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安乐死问题思考 　　【摘 要】从1986年发生的首例轰动全国的“安乐死”案件开始，人们对安乐死问题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观念已渐显转变，安乐死也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认同，此间频繁有人提出安乐死合法化的建议，直到2012年的“孝子弑母”案，又一次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在“安乐死”这个沉重的词语上，该案折射出安乐死在我国目前尚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怎样破解安乐死带来的尴尬，值得深思。 　　【关键词】安乐死；故意杀人；合法化 　　生与死是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的话题，相比起生带来的喜悦，死亡总是让人感到沉重和悲戚的。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们从对死亡的恐惧到接受渐而过渡到积极主动规范死亡的过程，安乐死也自然成为了人们对生死态度蜕变之后的必然结果，安乐死作为涉及到了法律、医学、社会、伦理等诸多领域的问题，这一概念的出现，就注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场“百家争鸣”，在这里笔者仅就安乐死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安乐死的实质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本意是“没有痛苦的死亡”，是一种为了减轻绝症患者剧烈的难以忍受的生理痛苦，而对濒临死亡的患者采取的积极缓解其痛苦并终结其生命的措施。按照1985年版《美国百科全书》的对安乐死的界定，在临床实践中，安乐死具体包含五层意思：一，安乐死针对的对象必须是且只能是现代医学认定的“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二，病人必须是“处于垂危濒死状态”，已治愈无望；三，必须是出于为了帮助病人解除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的目的；四，安乐死的提出必须是出于病人的意愿，有病人的遗嘱或口头表达及家属的要求；最后，必须由医生用人为方式使病人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终结生命。 　　从对安乐死的界定可以看出，安乐死并非诱导患者轻易放弃生命，其实质是绝症患者在无法忍受病痛折磨且濒临死亡的时候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它不是每个绝症患者结束生命的唯一途径，但是可以成为患者在面对难以承受的病痛折磨时所做出的一种对生命终结方式的选择。患者既可以选择继续接受治疗延续生命，被动的等???死亡的到来，也可以选择积极主动的结束痛苦，安详离去，面对同样的结果，安乐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符合国人的“善终”理想。 　　二、安乐死在我国推行的可能 　　时至今日，尽管安乐死在多数国家尚未合法化，但人们对给予无法治愈、病情严重的病人寻求死亡的权力和自由，以此来摆脱病痛折磨的做法，愈来愈多地持同情和理解态度。 　　根据一项由上海汇镜心理辅导中心和广州励志管理顾问调查公司在北上广三地进行的一次关于安乐死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约87.3%的市民赞同安乐死，有72.5%的市民希望自己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实施安乐死，这些数据说明人们对于安乐死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也对此表示出了某种认同，应该说人们对安乐死的这种宽容态度为安乐死的合法化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从第一起安乐死案件发生至今，相同或者类似的案件已经多次再现在人们面前，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曾引发人们对安乐死问题热议的“孝子弑母”案：70多岁的老母亲中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哀求儿子买农药结束自己的生命，经不起母亲再三请求，儿子邓明建无奈地选择了“送走”母亲，之后由广州市番禺区法院审理此案，对邓明建买农药帮助母亲自杀一案一审宣判，邓明建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故意杀人罪是一种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一种，性质严重、社会危害性大。不难看出，对邓明建的判决结果应该说是在我国目前的法制框架内，在情与法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因为我国对安乐死没有明确规定，助人安乐死依然被认定为故意杀人行为，但是由于助人安乐死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很小甚至没有社会危害性，且非出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动机，值得原宥，所以才出现了“判三缓四”的倚轻判决。 　　同时，在我国部分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医院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或药品，拒绝收治绝症患者或停止对病人积极救治而导致其死亡的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另外病人家属因医疗费用太高无力负担而不送病人入院治疗放任病情发展导致死亡的情形也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存在既是人类的不幸，又是社会的悲哀。面对这种只能忍受煎熬、痛苦等死的境况，实施安乐死岂不显得更人道些！ 　　三、基于安乐死推行的几点思考 　　法律是适应社会要求产生的一种规范人类行为的工具，就死亡过程而言，既然社会已经就某事提出了明确要求，法律就有必要顺应时代需求，跟进社会服务。建议安乐死合法化很早就有人提及，也有人主动要求对自己或家人实施安乐死，也有人为推进安乐死合法化而做着不懈努力。诚然，当下社会对安乐死有一定需求，但我国尚无法律对其进行明确规范，致使在司法实践中面对这样的案件左右为难。 　　首先，必须明确严格意义上的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