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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做学者型出版人 　　有作家说，当社会迷茫的时候，知识分子应当先清醒；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给生活一些梦想。2012年的“两会”就出现了一个可喜的事，当“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上升到国家战略，一些学者却担心这会不会曲解为产业圈钱。他们开始关注文化发展的方向。出版，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那么我们当代出版人在出版实践活动中，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思维、怎样的行为方式去把握出版的本真方向呢？ 　　我想，我们应该学习做学者型的出版人。 　　一名学者未必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出版人；但一名优秀的出版人，却首先必定是一名学者。数中国近现代出版大家，如张元济、夏粹方、高梦旦、胡愈之、邹韬奋、叶圣陶、张静庐等，无不学养深厚，高瞻远瞩，理论实践两不误。历史与现实证明，只有出版人丰厚的文化积蕴和浓重的文化情怀，才能支撑出版的知识架构，守卫文???的净土，把握出版的规律，抵御数字浪潮和商业规则的冲击，成就出版——这一永不消逝的艺术。 　　学习做学者型的出版人有助于坚守文化的净土 　　学者型的出版人大多是书迷、书痴、书生。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一生倾情于书：读书、校书、刻书，千金散尽皆为书，对书的痴恋临终犹念。近现代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沈雁冰自述，“在此不为名不为利，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而已。”同样因为爱书而为出版奉献一生的郑振铎曾说：“余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篾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商务印书馆原总编辑陈原曾著《得书记》《失书记》《焚书记》《偷书记》《掌上书记》《腹中书记》《不读书记》……因书的酸甜苦辣、为书的辗转人生，尽在其中。书之爱，是成就卓越出版人的首要条件。诚如陈原在《总编辑断想》中的感言：“所有伟大的出版家都自幼就‘嫁’或‘娶’了书这个行当。他不是天主教神父，他也结婚，但他确实将灵魂嫁或娶了书这个行业。他爱书胜过一切。他为书而生，他为书而受难，甚至为书而死。这种人是十足的书迷。没有这种痴情，成不了气候。” 　　书之爱，爱的岂止是笔墨的周正、纸卷的俊逸，更是那字里行间的“甜美与光明”。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曾说，伟大的文化人总是有一种激情，一种把最好的知识、最好的观念传布到天涯海角的激情。他们殚精竭虑，一心要祛除一切僵硬的、陈腐的、艰涩的、狭隘的知识，转而赋予知识以人情味，使它能被老百姓分享，不复是知识阶层的专利，同时，又依然不失为那个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这样它就是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了。学者型的出版人正是这种以文化为信仰，以传播文化为“天职”的“理念人”。他们坚信：文化看似柔弱，实则刚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内在机理，而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文化是一个人心灵的生活，而心灵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于是，对文化宗教般的虔诚和敬畏，化作一种永续的动力和勇气，支撑他们倾心守候一方文化的净土，一任外界的喧嚣。所以出版大师张元济先生始终坚持“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把只想赚钱的人，从出版队伍中开除出去。”巴金先生将“自我牺牲”列为人生信条。张静庐在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一书的末尾，则留下这样一段意味深长话，“钱是一切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上面。” 　　对于学者型出版人，出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满怀激情，追逐理想。作为思想文化和知识技术的传播者，他们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走进出版，又带着自己的文化目标，通过向读者提供高品位精神食粮去实现自身人文价值的。进一步说，也只有那些充满文化激情与理想的学者，才能始终如一地坚守出版的科学理性、审美价值和文化目标，体现出可贵的文化担当。这种文化担当饱含人文主义情怀，饱含自由、独立、创新的精神，堪称一种文化英雄主义！ 　　学者型出版人的一生，就是为书籍的一生，追求理想的一生。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都有一定的客观因素，但从事这项事业的主体的主观意向，往往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方向和成败。学者型出版人，因其超越的价值理念，终将消解商业的侵蚀和技术的冲击，走向出版的“理想国”。学习做学者型的出版人，正是学习这样一种出版态度：对出版的挚爱，对文化的敬畏。 　　学习做学者型的出版人有助于把握出版规律 　　学者型出版人，对于当代出版业，既是中流砥柱，又是定海神针，因为他们总能以学者型的思维方式，科学对待时代问题，在纷繁复杂的乱象中把握出版规律。当今出版面临两大转型：数字化和产业化。转型意味着危机，也蕴含着机遇；预示着改革，也不否定继承。转型更是一场考验，考验的不仅是行动力，更是谋略与决策。不同的解读与应对，会有不同的结局与未来。 　　出版发展首先要受媒介规律所主导。保罗·莱文森的“补救性媒介”理论说：“一切媒介都是补救性媒介，补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