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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动物伦理共识与实践应用 　　摘 要：西方国家动物伦理研究源于环境伦理学。西方社会对于动物伦理的研究已经不是纯理论基础研究，而是具有广泛的应用性。中华文化中的动物伦理是建立在仁爱和恻隐之心基础上的，儒道释三家对动物伦理的研究非常详尽深入。东西方的动物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应用各有特点，但殊途同归。 　　关键词：动物伦理；环境伦理；中华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4-0073-04 　　西方国家动物伦理源于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也称生态伦理学，是一种主张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之外的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的伦理学。第一个自觉而又明确地把道德关怀运用到非人类存在物身上的西方思想家是边沁。[1]西方社会对于动物伦理的研究已经不是纯理论基础研究，而是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中华文化中的动物伦理是建立在恻隐之心基础上的。中华文化是仁爱之心的文化，儒家仁爱，佛家慈悲，都是恻隐之心的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三教九流中的“三教”，即儒道释，这三家均涉及动物伦理与环境伦理问题，且研究得非常详尽深入。 　　一、东西方动物伦理的共识 　　西方动物伦理的产生有四种由弱渐强的伦理理论基础：审慎理论、仁慈理论、动物权利论和现代动物解放论[2]；东方动物伦理思想分为儒释道三家。中西方的动物伦理思想虽有差异，但有很多共识之处，现作如下的比较： 　　一是西方基于生态资源保护和关注人类健康角度的动物伦理审慎理论。该理论认为野生动物不但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而且野生动物生态物种的存在关系到整个生态系统、生物链的平衡与稳定，从人类自利的视角提出保护动物意义重大。 　　而在东方，儒家与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主导着历朝历代的环境及动物伦理思想。如《周礼》记载：春季万物生长、动植物繁衍初开之时，对于各种各样打猎的网、工具、毒药有专人检查，不准带出城门；国家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何时可以伐树、何时不可以伐树，何时可以打猎、何时不可以打猎，何时可以用动物祭祀、何时不可以用动物祭祀等，都按照万物生长的规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保护生态、保护动物，后世历朝历代都遵循古训。 　　可见，西方的审慎理论与中华文化中 “天人合一”的思想完全一致。 　　二是西方基于对动物的爱心角度的仁慈理论。历史上许多西方著名思想家都反对残忍地对待动物，认为动物能够感受到痛苦， 仁慈地对待动物是人性的内在要求。对动物折磨、残杀是人性发育不完整和欠缺的表现。 　　而儒家孟子曾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古也有 “四不食之戒”的说法：“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苏轼“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也是恻隐之心的体现。 　　可以看出，西方的仁慈理论与中国传统的仁爱恻隐之心如出一辙。 　　三是西方基于动物有苦乐感受能力的现代动物解放论。他们认为动物有感受苦乐的感觉能力，应该获得道德关怀，要平等地关心人和动物的利益。 　　四是西方基于动物具有生活主体地位的动物权利论。该理论认为动物有一种道德权利，享有不遭受、不应遭受痛苦的权利，不能仅把它们当做一种促进人类福利的工具来对待。 　　而道家提出的“慈心于物”、“非礼烹宰”（《太上感应篇》），就是涉及动物伦理的纲领性条目。“慈心于物”是指积功累德的善人，不但“亲亲而仁民”，而且他的慈心已经遍及万物，包括自然界的动植物。“非礼烹宰”指天地有好生之德，人们不该恣意烹煮、宰杀生灵，如果出于民俗，比如祭祖、待客、养亲等场合，不得不烹宰鸡鸭鱼肉，可以理解；但如果每天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烹宰生灵，就属于“非礼”。 　　道家“慈心于物与非礼烹宰”的思想与儒家“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礼记》）不谋而合。 　　西方的现代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力论与儒道思想的动物伦理有相近之处。 　　佛家、道家对于戒杀与素食的论述则更深刻地阐述了道家与佛家的动物伦理思想。《了凡四训》：“上帝好生，物皆恋命，杀彼养己，岂能自安？且彼之杀也，既受屠割，复入鼎镬，种种痛苦，彻入骨髓；己之养也，珍膏罗列，食过即空，疏食菜羹，尽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损己之福哉？”[3]31 大意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看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动物都恋命，希望自己活着、害怕死。动物被杀时都是拼命地挣扎，没有哪个是高高兴兴地伸着脖子让人杀的。杀了动物补养我们自己，怎么能安心？我们先杀掉动物，再放到锅里油炸、蒸煮，动物的痛苦彻入其骨髓。更何况我们吃的美食过了舌头到胃里后就没有感觉了，所以为了满足嘴和舌头仅三寸长的感觉，就去伤害动物的生命，是折损自己的福报，其实蔬菜水果尽可以充饥。 　　《了凡四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