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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翻译再现与建构交织 　　【摘要】自清末民初以来，学界对严复翻译的讨论业已形成异常复杂的评估系统。虽然论者多以西学原著为基准，但对严复翻译的界定却不乏相互矛盾之处，评价严译的标准也多有不同。职是之故，从翻译的“实然”和“应然”两种状态出发重新认识严译中的“再现”与“建构”无疑有助于严译研究的继续推进。作为一种“选择性再现”，严译不仅是严复自身思想体系的“建构”，更是传统文化观念与近代西方“新”观念相互交融的结果，体现了翻译的“实然”状态。 　　【关键词】翻译；严复；再现；建构 　　【中图分类号】1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026-7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的译著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的剧变时，严复以“信”、“达”、“雅”为其译事圭臬，秉持“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的精神，翻译了11部共计170余万字的近代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等著作，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康有为曾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的诗句。梁启超更是将严译称之为“名著”，将严复本人誉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通过翻译，严复不仅引入了自由、民主、进化主义等新的思想和政治理想，更借用译著中的序跋、按语、注释等“副文本”将中国传统文化投射到了译介的西学中，探讨了如何认识西学、如何立国、如何寻求富强等近代思想界力求澄清的重大问题。 　　鉴于严译在近代史上的重要性，自清末民初以来，学界针对严复翻译的讨论从未停止，著名学者吴汝纶（1897）、梁启超（1902）、蔡元培（1923）、胡适（1923）、张君劢（1923）、贺麟（1925）、鲁迅（1931）、钱钟书（1964）、李泽厚（1979）都曾撰文讨论过严复的翻译。台湾学者黄克武在梳理了百年以来的严译研究后认为，学界对严复翻译的讨论业已形成复杂的评估系统，不仅包括对严译的评论，还包括了对于评论的再评论。然而，考察这些评论和再评论却可以发现，虽然论者充???肯定了严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但对严复翻译本身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读，较有代表性的有“创作”、“达旨”、“意译”、“直译”、“变译”、“编译”、“非正道”等等。从整体上看，上述解读似乎都以西学原著为基准，但结论却不乏相互矛盾之处。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评价严译的标准是什么？界定直译、意译、创作、达旨的理据是什么？通过上述“复杂的评估系统”所建构的译者严复的形象是统一的还是分裂的？又该如何继续推进严复翻译研究？事实上，翻译观念不同，认识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角度也就不同，探讨严复的翻译需要充分理解翻译本身所具有的“实然”和“应然”两种不同状态。本文从翻译学和思想史两种研究途径出发，通过重新解读“翻译”这一基本概念，提出跳出翻译的“透明再现”藩篱，重视翻译中的“再现”与“建构”是充分认识严译及严复身份认同和文化取向的切入点。 　　一、翻译：再现和建构的交织 　　“信、达、雅”是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提出的翻译标准，百年以来的严复翻译研究也多从“翻译理应求信、求达、求雅”的角度来评论严译，侧重于找寻严译与原作的异同。就严译的内容而言，贺麟曾将严译与西学原书的内容进行对比，批评严译对源语文本多有删减：介绍进化主义时刻意忽略其生物学研究及其发生的方法，介绍英国功利主义时只注重对国人努力富强的勉励，却忽略了其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基于此，贺麟认为“严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意思的是，李泽厚却持恰恰相反的观点，盛赞严译在西学引介上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学理性：“尽管政治路线可以有所不同，翻译形式可以大有发展，但就介绍西学、新学的整个理论水平说，却并没有超过严复。”在语言层面上，张君劢对严译使用文言文明显表现出不赞成的态度：“其立言之际，务求刻肖古人，以古今习用之语，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混。”但胡先辅却认为：“严复、林纾之翻译，与夫章士钊之政论之所以有价值者，正能运用古文之方法以为他种著述之用而。严氏之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故其译笔，信达雅三善俱备。”很显然，在如何看待原作与译作之间的理想关系这一问题时，论者似乎存在着分歧。即便如此，上述评论所表现出来翻译理念却似乎是基本一致的，即作为翻译，译者所追求的仍然应该是译作与原作在各方面的一致。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谈论和思考严复的翻译时，部分中外学者会使用“失真”（distortion）、“改写”（paraphrase）、创作（creation）等评语。 　　但翻译真的只是一种“透明的再现”吗？事实上，由于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一种结构，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