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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图背后“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是中国科技史上一个让人回味无穷、引发了无数争论的问题。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专家，他在上个世纪与诸多学者合作撰写了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科技进行了全方位的勾勒，认为中同古代除了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之外，在很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世界。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悖论：既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此杰出，那么为什么近代之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突然在所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了呢？这个悖论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地图的评价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地图同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当西方中世纪时期地图绘制衰落的时候，中国的地图绘制技术却不断发展，地图绘制的准确性不断提高；不仅如同西方那样很早就使用经纬度数据绘制地图，而且早在西晋就提出了先进的绘图方法——“制图六体”，唐代则出现了等高线的雏形，等等；并在历史上绘制出了大量准确的地图。不过，由此也就产生了中国古代地图方面的“李约瑟问题”：既然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技术那么发达，为什么到了近代却一下子远远落后于世界，从而不得不学习西方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地图的评价是否存在偏差，即：中国古代地图的准确性到底如何？ 　　中国古代地图的准确性到底如何？ 　　说起中国古代地图的准确性，无论是学者还是地图爱好者，经常会提到的就是那些使用“计里画方”法绘制的地图，尤其是现存时间最早的宋代的《禹迹图》。不过，只要进行一些简单测量的话，就会发现这幅地图的误差是极大的。如蓬莱市（当时称“登州”）距离山东半岛最东端的直线距离大约为174公里，而图中所绘的方格约为6个，也就是大约600里（当时的1里大约相当于的540米），相当于今天的3 18公里；从西安正北至黄河的距离大约为700多公里，而《禹迹图》所绘则为大约2000里，相当于于今天的1060公里。 　　其实，“计里画方”只是一种绘图方法，如果绘图数据不准确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保证地图的准确。以《禹迹图》为例，其绘制时主要使用的数据是道路距离和八个方向（即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道路距离可能是实际里程，不经过技术处理表现在图上就会失真；相对方向通常是大致的方位，没有实测的依据。因此，《禹迹图》的绘制是不大可能准确的。 　　对于这一点，也许会有人说，《禹迹图》是一幅石刻地图，其功能不是日常使用，因此没有必要绘制得太准确，而中国古代日常使用的地图必然绘制得非常准确。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代日常使用的地图。 　　目前存世的中国古代地图大都是明清时期绘制的，按照李约瑟的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顶峰，其中的代表是朝廷日常使用的地图。按道理而言，既然是供朝廷甚至皇帝日常使用的地图，那么应当是当时绘制最准确，代表最先进的绘制技术的地图。明代因为北方边境压力甚大，绘制了大量边防图，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嘉靖时期许论绘制并呈献嘉靖皇帝的《九边图》。该图绢本彩绘，由12幅挂屏组成，每幅图纵208厘米，宽47.3厘米，拼成之后纵208厘米，宽约560厘米。该图虽然存在东、西、南、北的大致方向，但各城池之间的方向与实际情况相比差异较大。这幅地图受到了嘉靖皇帝的赞赏，在明代中后期影响很大，存在多种版本，应当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但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绘制得实在是不准确。 　　明清时期，中央朝廷对于粮食的需求完全仰赖于运河，修筑黄河、疏浚运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当时一些治河重臣都绘制有相关的地图。明代影响最大的河工图是潘季驯绘制的《河防一览图》，该图现存版本主要有：收录在其著作《河防一览图》中的《两河全图》，保存在山东济宁河署东壁上的刻绘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全河图》，以及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两幅绘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河防一览图》。这些地图的特点就是完全忽略实际情况，将黄河与运河平行地绘制于一幅地图之上。这幅地图是潘季驯多年治河经验的总结，由于有着多年的治河经历，他必然掌握了详尽的绘图资料，但就技术角度而言，这幅图绘制成这个样子，实在让现代人摸不着头脑。 　　城市是官署所在，空间范围不大，地理要素不多，城市地图似乎应当比上述较大空间范围的地图绘制得更为准确一些，但实际情况也让人十分惊讶。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幅晚至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绘制的《天津城厢保甲全图》，该图纸本彩绘，纵55厘米，横111厘米；未注比例尺，形式为鸟瞰画，方位不准确，基本上以上方为北。该图描绘了天津旧城内外及海河、南北大运河沿岸的街巷、建筑等景致。虽然这是一幅地图，但怎么看都更像是一幅图画。 　　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避暑山庄图》，绘制于清光绪年间，纸本彩绘，横轴装，纵212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