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docVIP

儒学复兴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 　　[摘要] “儒学复兴”论是杜维明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学思路向的旨归所在。杜维明“儒学复兴”论以直面列文森、分疏“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为逻辑基点；以继承“五四”精神、矫正“五四”心态为先决条件；以超越启蒙心态、回应西方文明挑战为必经之路；以设置“文化中国”、倡扬“文明对话”、期盼“公众知识分子”为具体设想和实现途径。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具有理性、审慎的态度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可以加深人们对于当代“儒学复兴”的诸多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 杜维明；儒学复兴；儒学第三期发展；理性 　　[中图分类号] B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124—06 　　“儒学复兴”论是20世纪以来由儒家文化崩溃论、儒家文化“博物馆化”等引发的近现代思想文化界的重要现象。“儒学复兴”论又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归宿，是新儒家第一、第二、第三代一脉相承的文化理念和精神纽带。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给中国学术界的印象是所谓“第三期儒学运动”或“儒学复兴”的积极宣传者和推动者。 　　江安：《杜维明教授澄清他对儒学的观点》，《国内哲学动态》1986年第10期，第27-28页。尽管由于某种原因，杜维明曾一度反对和回避“儒学复兴”这一概念的提法和使用，但他在客观上为“儒学复兴”所做的不懈陈辞和种种努力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20世纪下半叶，随着现代新儒家移居港台，“儒学复兴”论也一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多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儒学复兴”话题重新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这在一定意义上与杜维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14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是其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其学思路向的旨归所在，也是其迄今为止的中心关怀和文化使命。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以“儒学三期发展”为实质内容和集中体现。“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始于逻辑学家沈有鼎，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第三期”说则大致首倡于牟宗三。而在现代新儒家??，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视野最为开阔，论证最为系统且最具影响力。 　　一直面列文森，分疏“儒教中国”与“儒家 　　传统”：“儒学复兴”论的逻辑基点 　　杜维明提出和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儒学已从中国社会主要思潮变为扬弃的对象，儒学已被“五四”时代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看作一种在现代中国完全丧失了生命力和说服力的、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的强大的保守力量。而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所作出的儒学已博物馆化，已不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传统这一结论，则成为杜维明提出和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问题的直接引发点。 　　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说：“正统的儒者，由于停滞不前，已经开始走向湮灭无闻之境地。起初，他们的思想曾是一股势力，曾是活生生社会之产物和思想支柱。最后它成了一个幽灵；在产生它和需要它的社会瓦解之后，只在许多人的心灵中活着，人们珍视它，仅仅因为它本身的原因而已。”杜维明认为，列文森的思维路线并没有因他的去世而告终，许多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仍然时常遵循这条思维路线。 　　《杜维明文集》（第四卷），第195页，武汉出版社，2002年。杜维明也承认儒家传统在近代中国的没落是有目共睹的；儒门淡泊，到了最不景气的时期。这是由于儒学受到了“明枪”和“暗箭”的两面夹攻。所谓“明枪”，是指“五四”以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对“孔家店”一而再、再而三的正面痛击；所谓“暗箭”则指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等当时“最有权威的军阀政客”为达到其狭隘的政治目的对于儒学的利用和腐蚀。正是“轮番交替的正面攻击和内部腐败，使儒学不是成为中国的罪恶的替罪羊，就是麻醉欺骗无辜者的凶恶的意识形态” 　　《杜维明文集》（第三卷），第646页。。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2期刘雪飞，李建：儒学复兴的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 　　那么，经过如此的内外夹击，儒家传统是否真的如列文森所言“成了幽灵”，而绝对不可能再有新的发展前景？杜维明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较为深层的意义上，列文森对是否可能出现第三期儒学这个问题的否定性回答，颇可作为出发点，由此去探索或许可以找到肯定性答复的论域。” 　　《杜维明文集》（第三卷），第637页。在他看来，列文森对儒学现代命运的断言过于武断，因为列文森将“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混为一谈，并将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归结到儒教中国之上。 　　基于此，杜维明强调了对于“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这两个概念的分疏：“‘儒教中国’可以理解为以政治化的儒家理论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