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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郭象“寄言出意”及其独化论建立 　　[摘 要]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式建立贵无论进而开创魏晋玄学之后，郭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觉地运用“寄言出意”的方法，借助注《庄子》的机会及形式，对《庄子》中诸如逍遥、自然等关键性的概念加以创造性的解读。在郭象看来，世间万物于其性分之内顺其所待而得自由，万物各安于其性分并使性命得安、其性自足而得逍遥。郭象对自由和逍遥的见解建基于其性分思想，即事物各自秉承的天性便是事物自身的根据，事物实现自身正是依靠自适其性的方式来达成的，所以凡人也可以达至逍遥之境，关键在于对自身秉性的把握。郭象之“自性”含有人为修饰之意，所以把“有为”之意渗入“无为”范畴遂成为其思想进路，认为事物依其本性而行便是“无为”，万物自适其性而自生独化于玄冥之境乃理之至极。郭象的独化论指向了个体自性的完满和自足，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基础上将魏晋玄学推向高峰。 　　[关键词]郭象；寄言出意；性分；独化论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1.009 　　古人注书，往往会借题发挥，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意见，王弼（226—249年）注《老子》是这样，郭象（约252—312年）注《庄子》亦然。王弼借助“得意忘言”的方法将《老子》之“无”发挥得淋漓尽致，进而开创了魏晋玄学。如果说他对《老子》某些观点的加工和改造与《老子》之原始意旨有出入，那也是王弼于那个时代解读《老子》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文本一经流传于世，便同时具有了原始意义和时代意义，然而后者并不脱离前者，且更能体现文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和作用——这正是文本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弼注《老子》而立“贵无”的本体论哲学，并试图借此调和名教与自然；而郭象则以其“寄言出意”的方法为指导，更为直接地对《庄子》中逍遥、自然等一系列关键性概念加以创造性解读，最终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独化理论，从而进一步调和了名教与自然，并将魏晋玄学推向历史发展的高峰。本文拟对郭象的这种努力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寄意《庄子》 　　自王弼“得意忘言”的方法论确立之后，玄学家们常以此来阐释自己的思想。郭象在注释《庄子》之《阳则》与《天道》两篇时说：“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得彼情，忘言遗书者也”。然而郭象在方法论上的使用并未止于此，在“得意忘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自觉运用“寄言出意”的方法，是他在方法论上区别于其他玄学家的独到之处。在郭象看来，《庄子》一书也正是以“寄言出意”的方法来表达庄子思想的，他在注释《庄子·山木》篇时说：“夫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毁仲尼，贱老聃，上掊击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郭象说庄子以“寄言出意”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实则是表明自己注《庄子》所采用的方法。在注《庄子·逍遥游》时，郭象就提示了他的这一基本思路：“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知耳。”郭象认为，在对《庄子》的理解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其根本意旨和精神所在并加以融会贯通，对于那些细枝末节或不能予以证实的地方，则可以在不妨碍把握其基本意义的前提下存而不论。这样，郭象一开始就为他注解《庄子》留下了极大的自我发挥空间，而“寄言出意”方法的使用更使得郭象能够借力于《庄子》来展开其“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理论构造。这就从“我注六经”之郭象注《庄子》一变而成为“六经注我”之《庄子》注郭象，而这也正是后人诟病郭象“误读”《庄子》的原因所在。当《庄子·渔父》说渔父“笑而还，行言曰：‘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的时候，显然是其借渔父之口在对孔子及其所倡导的儒家思想进行批判，这是《庄子》之本意所在。但郭象注此章谓：“此篇言无江海而闲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岂直渔父而已哉！将周流六虚，旁通无外，蠕动之类，咸得尽其所怀，而穷理致命，故所以为至人之道也。”郭象这里强调，孔子不仅仅有游于外之境界，亦有游于内之情怀，这样一种游外以弘内的品行成就了孔子圣人、至人的人格。游外以弘内也是郭象融和自然与名教、融汇儒道的理想指向。由此可见，郭象的这种阐释，显然已离《庄子》本意甚远，而只是在阐发自己的理想。 　　二、逍遥之论 　　“得意忘言”与“寄言出意”在“出意”这一点上，其意义是很接近的，王弼以“得意忘言”之方法而出“贵无”之意，郭象借“寄言出意”之方法而出自由逍遥之意。但二者在对文本之外的自身思想的空间拓展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研究。如刘笑敢[1]将王弼注《老子》的方法定位为文义引申式诠释，认为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