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中“武周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辨正.docVIP

吐鲁番文书中“武周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辨正 　　摘要：对吐鲁番文书中“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目前学界尚存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公元689年11月，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公元690年3月。还有学者认为“载初元年壹月”中的“壹月”也就是载初改元以前的“旧正月”。对于以上分歧，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对“载初元年”起始日期的重新认定，结合唐代史料记载、户籍的造籍日期以及手实文书的保证话语，认为“载初元年壹月”应指公元690年1月。 　　关键词：吐鲁番文书；载初元年；手实 　　中图分类号：K87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223?04 　　吐鲁番文书中的《武周载初元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简称为《宁和才等户手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户籍类文书，这件文书反映了唐代的户籍制度、田地制度在西州边远地区的贯彻执行，同时也说明了西州是唐政府直接管辖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但对《宁和才等户手实》中“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目前学界尚存分歧。例如，宋家钰就怀疑“载初元年壹月”中的“壹月”是“正月”之误①，认为“载初元年壹月”即是永昌元年的十一月（689年11月）。[1]（98?101）张荣强虽认为“载初元年壹月”中的“壹月”只能是改元诏令中的“来年正月”，却把“载初元年壹月”标注为690年3月。[2]孟宪实则认为“载初元年壹月”中的“壹月”正是原来的“正月”，也就是载初改元以前的“旧正 月”。[3]对于以上分歧，笔者结合唐代相关史料以及户籍的造籍日期，通过对手实文书申报套语的分析，认为“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应为公元690年1月。 　　（一） 唐代相关史料的记载 　　从《旧唐书》《通典》以及《唐大诏令集》等史料中关于改元载初的记载来看，载初元年“正月”与“一月”是指两个不同的日期，从这一点来看，“载初元年壹月”应是指公元690年1月。 　　“载初”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但朝政实际上是由武则天操纵，通常算作武则天的年号，这也是编者把本件文书定为“武周”朝代的原因。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对“载初元年”起始日期的重新认定②，“载初元年”始于公元689年。[4]（498）那么，对“??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的探讨，其关键问题就是对“壹月”的理解。关于“载初元年壹月”的相关史料，据《旧唐书》记载：“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大酺三日。神皇自以‘曌’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春一月，苏良嗣为特进，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岑长倩为文昌右相，裴居道为太子少傅，并依旧同凤阁鸾台三品。”[5]（120）这段史料明确说明永昌元年十一月被改为载初元年正月，所以载初元年“正月”指的是永昌元年十一月，即是公元689年11月，而载初元年“一月”指的则是载初改元之前的“旧正月”。另外，本段史料中载初元年“春正月”与“春一月”两个信息也可以证实载初元年“正月”与“一月”指的不是同一个日期，这就说明“载初元年正月”与“载初元年壹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表示的是两个不同的月份与年代。 　　对于载初元年“正月”与“一月”两个日期所指年代的差异，在《通典》中也有相关记载：“武太后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依周制，以建子之月为正，改元为载初元年，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年正月为一月，十月建亥为年终。”[6]（1546）这则史料也可以说明载初元年“正月”是指公元689年11月，而载初元年“一月”则是指改元诏令中的“来年正月”，即公元690年1月。除以上史料之外，在《唐大诏令集》与《新唐书》中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对此，孟宪实先生指出：“手实编造，贞观时期是前一年的年底，高宗龙朔二年僧籍标明是正月，现在（载初元年一月）不是正月而是一月。其实，这个一月正是原来的正 月。”[3]这也说明“载初元年壹月”应指公元690年1月。因此，从《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来看，《宁和才等户手实》文书中所署的申报日期“载初元年壹月”应是指公元690年1月。 　　（二） 诏书传达的里程 　　从西州至唐东都洛阳之间的里程来看，西州地处西北偏远地区，与东都洛阳相距较远，改元诏书从洛阳传至西州基本上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可以说明“载初元年壹月”应是指690年1月。 　　关于西州（在唐天宝和至德年间，西州曾改称为交河郡）至东都洛阳的具体里程，史料中有详细记载。据《通典》记载：“（交河郡）西南到焉耆七百十里。西北到北庭轮台县五百四十里。东北到伊吾郡八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二百六十五里，去东京六千二百一十五里。”[6]（4557）《通典》中的这段材料说明交河郡（西州）至焉耆的路程是710里，至西京长安的路程是5 265里，那么由此可知焉耆至西京长安的路程是5 975里。卢向前先生认为“驿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