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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逮捕中对“社会危险性”理解与适用 　　摘 要： 　　《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一款关于社会危险性的规定，为侦查监督部门更好的履行职能提供了权威理论，扮演了在探索更全面发挥批捕职能道路上的指路者。此处修改使审查批捕案件更加规范化、具体化，能够提高审查逮捕案件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增强执法公信力。但在当前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案件办理中，我们最需要的是转变执法观念，注重“社会危险性”的审查；同时探索出可行方式进行“社会危险性”审查，将立法的美好愿景实现在具体的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切实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达到刑事诉讼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逮捕条件；社会危险性；法律适用 　　一、社会危险性的内涵与特征 　　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其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大小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何种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在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应具有以下特征： 　　（1）可证明性，这应当是“社会危险性”最为重要的特征，它是“社会危险性”能够成为确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适用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条件（或许在这里将之称为证据更为客观）的必要前提。尽管就社会危险性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它同样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不同于物或已发生事实的存在，反映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尚未转化为现实的因果关系还是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它们都应当是可以证明的。 　　（2）可变性，“社会危险性”存在于刑事诉讼中，而刑事诉讼程序是司法机关揭示和剖析已发生行为的内容并对其做出法律评价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危险状态或对刑事诉讼的妨碍程度，实际上也就是依附于这一过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诉讼进程的认知状态，以及在这种认知状态支配下的行为发展的方向或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是可感知的和可测试的，并可以根据具体的标准去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发生，以及变化到何种程度。 　　（3）相对确定性，这是基于“社会危险性”自身的特点所表现出的推定性的特征。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或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进行的风险评估，还是一种可能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可变因素，因而我们不应要求这种风险评估能够得出绝对确定的结论。但这种相对确定性绝不是相对的随意性，应当是建立在充分证据和科学论证基础上的、能够合理排除对立观点的相对确定性。 　　二、社会危险性内容的审查及理解 　　正是由于社会危险性具有可证明性、可变性、相对确定性的特征，使得对社会危险性具体情形细化有了可能性。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可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企图自杀或逃跑的。在审查过程中应注重理解以下问题： 　　（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是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再犯罪行的一种预判，是基于保护大多数人不受极可能发生的重大犯罪侵害的考虑。在适用这种情形时，不应予以泛化，不能进行有罪推定。在审查中主要从已实施犯罪中所体现的主观恶性和犯罪习性进行考察，考察其是否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可能的情形，如犯罪嫌疑人是否多次作案、连续作案、流窜作案，已经养成犯罪习性，另一方面从是否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已经开始策划、预备实施某种犯罪情形进行考察。 　　（2）第二种情形是基于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以及大多数人利益等特殊利益的保护，在适用时要注意审查是否有一定的证据表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正在积极策划、组织或者进行准备，极有可能实施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只要犯罪嫌疑人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性达到了重大违法的程度，就可认定为其具有社会危险性，而无需要求达到犯罪的程度，这也是与第一项的主要区别。 　　（3）在适用第三种社会危险性情形时要理解毁灭、伪造的证据包括积极销毁已经存在的证据、制造虚假的证据、伪造变造证据的真实属性和其所承载信息的行为。干扰证人作证包括以暴力、威胁、恐吓、引诱、收买证人等形式对共同被告人、证人或者鉴定人施加不当影响，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等 ，串供则为利用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与其他同案犯建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的行为。犯罪嫌疑人实施上述行为的时间包括归案前也包括归案后的整个诉讼阶段。 　　（4）第四种情形中要理解何为打击报复，威胁、恐吓、对人格名誉进行诋毁、攻击行为等打击报复行为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