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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笔下几位洋务大员 　　容闳（1828—1912）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又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其自传在大陆共印行过四次：第一次是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次已是改革开放的1981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皆为《西学东渐记》；第三次是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的《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四次是由石霓女士译注、百家出版社2003年的《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惜每版印数不多。 　　1854年，26岁的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次年回到国内。由于容闳，曾国藩成为兴办洋务的第一人。由于曾国藩，容闳成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之后，容闳又结识了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张之洞，还接触到盛宣怀，与他们都有交往。容闳在自传中对这四位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有描述与记载。 　　容闳对曾国藩评价最高，认为曾国藩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无疑是他同龄中以及他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人物之一，作为一名最高军事将领，他是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他凭着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从具有高级学术成就的翰林升为进攻太平军的清军最高统帅。” 　　在容闳眼中，曾国藩还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员。容闳说：“七八个省的财政收入全由他自行处理，这些省份的行政大权和地方官员的晋升任免，也全由他控制。权力之大，几若王权。所以不夸张地说，曾国藩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最有权威最具实力的人。然而，合乎他内在的崇高品质，从未听说过他滥用置于他手掌中的几乎是无限的权力，也从未听说过他乘机利用他支配的巨大财富使自己富裕起来，或肥其家庭、亲戚和朋友。他不像其僚属和后继人李鸿章那样给子孙后代留下四千万银两的遗产。曾国藩身后萧条，他在自己的政绩簿上没有留下污点，而留下了受人崇敬的品格和为世人颂扬的正直、爱国、廉洁的美名。” 　　在容闳笔下，曾国藩还是一位思想开明的谦谦君子：“他非常有才干，但又很谦逊；他思想开明，又稳健节制。”容闳对曾国藩是由衷敬佩，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典范人物”。 他甚至为自己能认识这样一位正直君子感到幸运。 　　在容闳笔下，曾国藩还是一位善于用人和爱才的封疆大吏。在曾国藩的总督府中，大大小小的官员有200来位，除了其中100位是幕僚、还有少量的候补官员外，余下的七八十位，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有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师等。这些人都被曾国藩网罗到府中，“总之， 中国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富有磁性般魅力的品德和声望吸引到这里。对于那些学识高深和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他总是极为敬佩，喜欢与他们交往和共事。” 　　容闳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国藩的伟大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高贵爵位能够衡量的。他的伟大不在于战胜太平军，更不在于收复南京，他的伟大在于他伟大的德行——他纯洁和无私的爱国心，他深刻和有远见的治国之才，以及他政治生涯的清正廉洁。他被认为是‘正直的人’而载入史册。” 　　谈及曾国藩的去世，容闳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说：“作为一位政治家，一位爱国者，就他个人的品德而言，超过同时代的人，正如高耸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拉玛峰，其峰巅为无穷尽的皑皑白雪覆盖着，在纯净洁白和宁静无扰的环抱中，永远那样的泰然安谧。” 　　也许容闳有溢美之词，但历史上的曾国藩作为“同治中兴”第一名臣，大节不亏，小节可敬，“每日三省吾身”，善于用人，有容人之量，甚至被左宗棠斥责、李鸿章上奏攻击，他都不计较而善待之，甚至以德报怨。这是很难得的一种品质。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不仅要团结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同的同志，还要团结那些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说得再好也没有了。胡适说“容忍”，其程度未及毛泽东，而鲁迅则毫不讳言：“我是一个都不宽容。”曾国藩做到了毛泽东说的这点，他对自己的政敌也不攻讦，而且采取团结态度。这都是事实。否则，毛泽东又缘何敬佩他呢？ 　　在容闳笔下，李鸿章比曾国藩就大为逊色了。容闳说：“李鸿章的性情品格与他的杰出前任和恩师（指曾国藩）完全不同。他是个容易激动、神经质的人，行事反复无常，无定见，感情用事；易于接受奉承和赞扬，或者用中国的一句精炼的话说，就是喜欢戴高帽子。就外表看，他举止神情似甚鲁莽，但其内心还是很仁慈的。作为国务大臣，其经国之才，远不及曾国藩；就一位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言，他的品格不能经受起客观公正的历史检验。”容闳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行事反复无常，无定见，感情用事”。容闳这样说也是有他的原因，主要是针对出国留洋的这批学生最后半途而废，他认为李鸿章有相当责任。幼童出国留学是一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将会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史无前例的壮举，可是随着曾国藩的去世，李鸿章独力支持，孤掌难鸣，终不敌朝廷中的顽固势力。1881年，容闳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