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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反腐风险与规制 　　摘 要：作为制度外的反腐形式，微博反腐在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存在着合法性困境、犬儒主义倾向和易扭曲政治生态的三重风险。微博反腐只能作为传统反腐的补充形式，与制度反腐形成互动；同时需要破解国家廉政体系设计中制度短缺与制度剩余并存的悖论，加强微博反腐的法制化，培养公民理性精神，并借鉴“Twitter”的做法从技术上规范微博空间和行为等，以规避微博反腐风险。 　　关键词：微博反腐；合法性；风险；规范；政治生态；制度反腐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3-0020-04 　　一、引言 　　在近年众多的反腐案件中，均可看到微博的身影，如陕西杨达才“表哥”事件、广州番禺房管局的“房叔”事件、重庆的“雷政富”事件等。《2012年微博年度报告》指出，2012年广泛受关注的15起真实的网络反腐案件中，通过微博举报的共有6起，占40%。其余9起案件中，微博虽然没有直接充当举报平台，但是产生了巨大转发量，对案情的推动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微博”作为信息沟通、表达某种诉求和个人社会观感的工具早已被广为运用，但它在“反腐”上发挥的独特作用，则源于微博具有“还原事态和时空压缩功能”。坦言之，社会公众利用微博所具有的“基数庞大，用户广泛；节点共享，从传播到互博；依托数字科技联结全球知识体系”三大特质，使得相对对称的腐败信息在微博即时平台上迅速流动传播，把腐败信息由传统的政府掌控变成为“真相大白于天下”，政府与公众所掌握的信息由传统反腐路径下的不对称变成了相对对称，体制内反腐机构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被动介入腐败案件的查处，并发布更多相关的信息（如图1、2所示）。一旦腐败案件处理不迅速和不坚决，这种压力将会不断地加速倍增，甚至会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1]可以预期，随着网络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提高以及政治清明度的提升，加上微博反腐具有成本低、透明度高、效果明显等特征，微博反腐的案件将会越来越多。然而，微博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没有对错之分，关键是看谁在使用它以及如何使用它，因此我们看到微博在反腐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需要思考其存在的隐忧。微博反腐存在着哪些潜在的风险，未来它在反腐体系中究竟该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对这种反腐形式进行定位和对位？这是本文要思考与解答的问题。 　　二、另一种隐痛：微博反腐的三重风险 　　作为非制度化的反腐形式，微博反腐的行动逻辑是“运动式”的，它为了反腐的目的，把正义与泄愤写在一面旗帜上，在难以忍受却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化、娱乐化的“扒粪运动”中，命运对抗着命运。因此，在微博反腐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令人隐忧的一面，具体表现为以下三重风险： 　　1.身份危机：微博反腐的合法性困境。所谓身份危机是指微博反腐过程中，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反腐工作缺乏权威性和合法性。因为微博反腐目前并没有获得法律法规的认定，特别是非正当性的微博举报，这正是学界和社会现在所担心的一个制度性隐患。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当公众对政府信任感减弱，继而选择网络来呈现腐败信息与冤情材料，以“围观改变中国”的姿态来督促相关部门查办被举报者及其腐败行为时，微博反腐的利弊已一目了然。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加之微博目前属于匿名性质，使得自媒体赋予的个人自由被无意中滥用了，造成无法被证实甚至是虚假消息满天飞的局面，一些消息的制造者要么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要么是为了泄私愤而恶意中伤。在谣言与暴力并存状况中，个人的隐私甚至自尊和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犯，如“雷政富案”中，厦门大学一女生被误认为是事件中的女性当事人。这样的“不存在的事实”所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隐私权的被侵害，更有对当事人自尊与人格的侮辱。面对这种二难困境，一方面，是微博信息的发布者在网络社区中的言论自由是否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是发布者的行为是否得到规范。即使得到宪法保护，但没有具体法律跟进，没有对微博信息发布者的行为给予适当的规范，微博举报将泛滥，不负责任的转发、扩散、造谣以及暴力的行为将充斥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再加上中国当代社会的泛道德主义与泛政治主义，这无疑会对公民的安全感和政府的公信力乃至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期产生重大冲击，严重的还可能导致社会失序。 　　2.脆弱的荣耀：微博反腐的犬儒主义倾向。“犬儒”一词衍生自希腊语的“狗”（Cyninc），意为像狗一样摒弃社会、家庭责任以及对金钱的追求，从而达到美德的极致和完美的幸福。犬儒主义延续到18、19世纪现代社会中，被视为是一种“对于他人宣传动机以及正直保持怀疑且嘲弄”的态度，或者意指那些“愤世嫉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