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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伦理观比较研究 　　摘要：日本儒学的伦理观更加重视感情，充满感情色彩，相比中国儒学的伦理观更加丰富和感性。在中国形成了以“敬”为中心的儒学和以“良知”为中心的儒学，但未曾形成以“诚”为中心的儒学；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是日本儒学伦理思想的特色。 　　关键词：日本儒学，中国儒学，伦理观，比较 　　日本儒学的伦理观与中国儒学的伦理观相比较，充满人性，更富于感情色彩，这与日本文化相对于理智来说更重视感情或许有关。 　　一、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诚”的思想比较 　　（一）中国儒学中“诚”的思想 　　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和相良亨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形成了以“敬”为中心的儒学和以“良知”为中心的儒学，但未曾形成以“诚”为中心的儒学；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是日本儒学伦理思想的特色，它的形成标志日本风格的儒学的诞生。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也曾指出，近代日本人强调把诚实，即“诚”作为主要道德。 　　然而，纵观中国儒学发展史便可知，日本学者的上述结论是不妥当的。因为在中国早就存在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孟子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这里的“诚”是真实无妄，诚实不欺的意思，颇有感情色彩。这或许是“诚”的本义。不过孟子又接着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把“诚”高扬为自然界和人际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了。此后的《中庸》的儒学和宋代周敦颐、明代王夫之的儒学，都是以“诚”为中心的儒学。《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认为天道唯诚，然后有物；一切物的存在，皆决定于天道之诚。这里的“诚”不仅是道德范畴，而且成了宇宙的本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由上述内容来看，不能说中国没有形成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我以为中日儒学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形成了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而在于两国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对“诚”这一范畴的理解有所不同。 　　（二）日本儒学者对“诚”的理解 　　江户时代初期的一些日本儒学者不大谈“诚”。如林罗??和山崎黯斋接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以“敬”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木。但是不久后，他们的主张就受到其他日本儒学者的批评。古学派的山鹿素行开始提出“圣人所立之道皆以人无息之诚而致”，（《谪居童向》）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是“诚”而不是“敬”。他说：“所谓诚乃天下古今人情不得已之渭也。”（《谪居童向》）即认为人们从内心涌出的不可抑止的情感就是“诚”。他的伦理观与中国宋明理学和日本以“敬”为中心的禁欲主义伦理思想不同，对情欲表现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他认为父子亲情、男女情欲都同样是人的“不得已”之情，也就是“诚”。 　　在日本儒学中逐渐居于主流地位的以“诚”为中心的伦理思想，与中、日两国以“敬”为中心的伦理思想相比较，它较少禁欲主义色彩，表现了对情欲的宽容。它与中国的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思想相比较，则更少抽象的的形上学性质，明显地富于感情色彩。中国儒学把“诚”从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概念，逐渐高扬为远离人世的冷漠的宇宙本体；而日本儒学则把“诚”又从本体论的最高范畴还原为具有人情味的概念。 　　（三）日本儒学中“诚”的来源 　　日本儒学对“诚”的解释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变形？我以为这与日本民族尊重感情的文化传统有关。这种文化传统在《记纪》歌谣、《万叶集》为代表的和歌、《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物语文学中都有明确的表现。古代日本人对浪漫恋情与性爱，并不象中国人那样采取克制态度。在伦理思想方面，古代日本人重视“清明心”，中世日本人强调“正直”，也表现了日本文化重视内心感情之纯真的传统。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将“诚”解释为内心的纯真不二，实际是古代、中世日本人的“清明心”与“正直”的延长。在佛教和中国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思想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固有文化自身，罕见使肉体与精神势不两立的禁欲主义传统。因而日本人传统地较之理性原则，更为重视内心感情。 　　二、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仁”的思想比较 　　（一）中国儒学中“仁”的思想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指出“仁”在中国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十分恰当的。“仁”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就是“有德者王”的思想。这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即认为王位是天授予有德者的，从而居王位者并非无条件，要求居王位者应是有德之人，主张政治与道德的合一。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论语。为政》）而对为政者的最高道德要求就是“仁”。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有德者王”思想又是与“放伐”“革命”思想相表里的。即认为君主失德而不能“行仁”如桀纣时，不仅会遭天怒，臣下也可放逐或取而代之。孟子肯定“汤放桀，武王伐纣”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与之相关，正如本尼迪克特也已指出的，中国儒学认为君臣关系定不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