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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视角下环境治理机制分析 　　作者简介：喻成杰，（1986.10-），女，湖北省麻城市，陕西师范学政治与经济学院，2011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 　　摘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无疑会遭遇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夹击。本文试图引入社区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通过分析社区中激励优势和合作优势来论述社区如何成为治理的最佳主体，并提出借助社会、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律的力量推动社区的环境治理。 　　关键词：社区；环境；治理 　　我国经济发展的霸道性和压榨性所产生的恶果，一定程度在环境问题上凸显而出，这种不计代价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冷静下来思考如何治理“那片灰色的天空，和那条发着恶臭的河流”。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和经济低效率，学者们致力于研究谁是环境的最佳治理主体。目前无论是政府管制还是走市场激励的路都无法“药到病除”。我们看到的是NGO、民间组织和社区日益成为治理主体的新宠。而社区的角色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成为治理最为炙手场。 　　一、社区与生态环境治理 　　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早在1881年提出“社区”一词，并将其纳入社会学研究范畴。他将社区解释为一种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价值观念一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自此以后，社区的概念不断的演变，先后经历了“组织”论阶段、“区域”论阶段和“综合”论阶段。尽管学者对社区的概念莫衷一是。但是构成社区概念的因素是普遍认同。希勒里从1995年收集的资料发现，在已经存在的94个社区定义中，有69个认为社会的本质因素有三个社会互动、地区、共同约束[1]。社区作为一个非正式制度下的制度体系最突出的特征是文化机制，也是社区精神的层面体现。另外，社区中的社会机制，如社会关系纽带和社会声望是社区运行的润滑剂，这些都是现代政府和市场关系中所缺失的，同时也是社区与政府、市场的区别之所在。社区既强调本土知识，又注意到特定地理空间上形成的生态环境共同利益。在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社区被描述为具有自己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本土知识的生态体系，任何保护行为要想成功或者更加有效，都需要这样的本土知识的参与。社区成员作为资源拥有者与使用者的双重角色，他们自主拥有资源时的激励力量是任何别的主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社区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既必然又有效。[2] 　　强调社区基础上的环境治理是基于环境治理的“双重失灵”的既有背景，双重失灵是指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人都可从自然环境中受益而不能排除他人从中受益。对于环境问题而言，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环境资源产权不存在或难以界定以及环境信息的稀缺性与不对称性等的存在，就使人们对环境的所作所为难以经过交易方式反映出来，于是环境问题就表现出某种外在的失灵。环境产权的难以界定为政府管制提供了依据，而政府不是万能的，正如阿格拉沃与吉伯森所指出的，过去几时年的经验表明了，国家想要通过强制的手段来推行不受欢迎的发展与保护项目，管制人们的资源使用行为是，其能力是有限的。政府面临着高额的管制成本、理性的有限性、监督缺位和寻租等问题，出现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同时存在就使得环境问题成为名符其实的“公地”。要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仅靠政府与市场的调控是不可能的，环境治理必须引进其他治理主体[3]。 　　二、社区治理环境的优势分析 　　洪大用教授认为，以社区为基础的环境治理（保护），是指：完整的社区拥有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同时又可以向另外两个主体延伸：向上可进入政府的保护活动中，往下又进入环境资源私有化的范围。通过社区机制的建立，进一步扩大了环境治理的主体，明确了相关方面的责任，而且有效地整合了政府活动与个人行为，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4]。社区是最容易达成相互合作的场所，社区的小规模、互动频繁而容易通过沟通实现合作。社区中的人际关系、相互认同与团结程度高，人们之间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体化，而社区中存在的互惠机制加强了一体化的程度。此外，社区的社会机制让违规者无法逃脱公众的“法眼”，减少了“搭便车”行为，这是因为社区内监督日常化，匿名困难、舆论优势产生了强大的外在力量让社区的政策执行起来更透明、民主和高效。在社区中，选择“搭便车”会使其失去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和声望。最后社区具有产生并维系社会文化的功能。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信仰、信念，这是社区成员共享的。正是它们不仅促使了规制的产生，而且成为这些规制背后的依据，这样的组合促进社区合作，改善激励。如，在文化价值上，在资源极度短缺时期，资源的价值的上升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是资源的纯粹物质价值上升，人们对资源的需求增加；二是是资源被社区文化赋予某种神圣化的意义，人们对其的敬畏增加。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