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飞”梦想“贫二代”社会诉求.docVIP

“低飞”梦想“贫二代”社会诉求 　　自2009年至今，我们一直跟踪研究中国特定社会阶层的发展状况，并特别关注了贫困阶层问题。显然，包括“贫二代”在内的所有“二代”群体，都具有特定的时代涵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二代”现象终究会淡去。但是，这些现象和由此带来的问题，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留下深深的痕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被社会和媒体广为关注的“贫二代”，是中国贫困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亚群体之一。“贫二代”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社会能否成功转型，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改革分配制度、改进扶贫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大力度。 　　“底层正义”与“贫二代”的社会诉求 　　在研究中，我们与其他学者注意到了“底层正义”的存在。所谓“底层正义”是指在社会形象的塑造中，所有的“二代”群体都在道德上被降了格，相对“富二代”而言，“贫二代”虽为财富和权力上的弱者，却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强者。这种双向反差折射的是社会情绪中的正义观，一种“权贵”与“道德”天然对立的正义观。在这种社会语境下，财富所有者和权力拥有者被统统归于道德的对立面，他们的行为在涉及底层时会被预设为非正义的；而底层百姓的任何行为总是可以被理解的，即使是实质非正义的行为，也会被理解为被逼无奈。因此，社会情绪中的这种正义观是一种纯粹的底层正义，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这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阶层误解，其实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扭曲。 　　事实上，“底层正义”的存在是比较可怕的。一般认为，当社会的低层次群体认为他们向高一层群体流动的路径几乎被堵死时，特别是当社会不能满足这些低层次群体最低标准诉求时，铤而走险或抱着一种“倒掉都不吃”的恶俗态度，便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别无选择的最后选择。而所谓的“底层正义”，恰恰又会同情和鼓励这种“铤而走险”的选择。 　　在社会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当下，很难消除“底层正义”的存在。于是，我们退而求其次，开始格外关注“贫二代”的社会诉求问题，试图为“贫二代”的社会最低诉求寻求足够的可以表达和实现的途径，并期望以此减轻对社会可能带来的伤害。通过仔细审读部分“贫二代”的社会诉求，可以发现，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之一，他们内心里往往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看起来可能很低，但却维系着他们全部的生活希冀。还可以想象，如果这样一个“低飞”的梦想破灭的话，“贫二代”也许会转化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危险”的群体。 　　2009年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从邓玉娇案的舆情看社会的断裂》一文。文章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几起事件——“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等引发了官民对立。尤其是在后一起案件中，邓玉娇因不堪被三个索要“特殊服务”的基层官员凌辱，愤而用一把修脚刀手刃官员，被不少网民喻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而被刺死的官员，却几乎没得到公众半点同情。这种反差的背后，凸显中国社会两个阶层——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和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弱势阶层的对立和分裂。而分析邓玉娇的社会背景，我们几乎马上可断定，她正是现实中典型的“贫二代”。 　　如果邓玉娇事件是个案的话，那么2010年泰国“红衫军”大规模示威活动则是“贫二代”群体事件的典型。泰国“红衫军”，又称反独裁民主联盟，因为行动时穿着红色衬衣以示识别，故俗称“红衫军”。从2006年9月19日他信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以来，反他信“黄衫军”与亲他信“红衫军”的斗争持续不断。2010年初，“红衫军”与泰国政府的对立开始激烈起来，并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泰国“红衫军”为什么屡次走向街头，不惜以流血手段向政府施压和抗议？表面原因是“亲他信”与“反他信”问题，根源却是泰国的社会问题，最终原因是草根阶层与中产阶级及地方世袭领主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泰国约70%的人口是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约30%是中产阶级、知识阶层及地方世袭领主。他信政党推行惠民政策，得到了草根阶层的拥护，而对中上阶层的利益是个巨大的冲击。 　　2010年5月18日，《环球时报》载文《国际观察：曼谷骚乱凸显社会分化恶果》，并刊登了社评。社评认为，泰国社会的严重分裂导致了“一场泰国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死伤最多的冲突”。究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共识已经大崩盘，贫富、城乡、中下层与上层精英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令人绝望的对立’局面”。那些在“红衫军”中占大部分的泰国农村贫困人群，虽然经济力量无法与上层阶级抗衡，但在泰国约6500万人口中占了约7成比例。虽然其政治觉悟或许不高，组织性不是太强，但在“红衫军”中还有那些占小部分的城市底层，他们尽管人少，却有足够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觉悟，以及不可小视的动员力和领导力。我们还注意到，在泰国“红衫军”游行队伍里，虽然有不少老人、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