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求生命和自然气息表现”.docVIP

“我追求生命和自然气息表现” 　　谈话嘉宾：杨元惺（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主席） 　　李树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李德林（《中国摄影家》杂志特约资深编辑） 　　“那是1955年夏天，我用的是5.6的光圈，1/60秒的快门速度，这是我人生中拍的第一张照片。” 　　李德林：2010年我看到了你的一套画册—《驭光中国，逐影世界》，从画册里我能感受到你对摄影的执着和热爱。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的？ 　　杨元惺：我与摄影结缘还得从我父亲说起。我父亲是农民出身，他自幼好学，曾公费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时，他带回一台潘太克斯牌135相机，1955年出国访问又带回一台捷克120相机。我很好奇，有事没事就摆弄它，有时拿到学校给同学拍照。小学时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到颐和园玩，我拍了一张合影照，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55年夏天，我用的是5.6的光圈，1/60秒的快门速度，这是我人生中拍的第一张照片。上中学、大学时我也给同学拍照，把照片洗出来送给大家留念。 　　我有一个同学是烈士子弟，在姑父家居住，他姑父就是摄影家吴印咸。1955年我上初中，有时去他家玩，当时吴老是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他带我们参观他的暗室，还送我们他在延安给毛主席拍的照片。我另一个同学的父亲是著名摄影家黄翔，看他拍的黄山风光作品，我羡慕至极。这些都让我更加迷恋摄影。 　　1961年我参军，把家中那台120相机带在身边，给战友拍照，后来也曾为朱德、王震、王首道等老一辈革命家拍过照。文革大串联的时候，我也拍了很多照片。1966年10月5日，叶剑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我带着相机去拍了一些照片。我在广州还拍过战斗英雄麦贤得，他在执行一次战斗任务时，头部受了重伤。当时我拍了四张，自己留了两张，另外两张送给了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王首道。现在底片都找不着了。大串联时我到韶山，到大连，也拍了一些照片。但那时就是拍着玩儿，没想更多的意义。 　　李德林：后来你进入北京有机化工厂，摄影成了你的专职工作，这个时候是不是开始有意识地拍照片了？ 　　杨元惺：1969年???转业到北京有机化工厂，先当电工，后来当了宣传干事，每周要出一期墙报，我就组织工厂理论组成员搞业余摄影活动，记录工人的劳动、生活场面，发表在墙报上。每次看到工人师傅们端着饭盒在食堂门口看墙报，我心里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那天晚上，我们连夜赶洗了1600多张周总理的照片，分发给全厂职工留念。1977年厂长邵锡全参加党的十一大归来，我拍了一张《厂长十一大归来》。这些照片的底片都放宣传科了，后来工厂一拆，又换了几拨儿人，底片在哪里都不知道了，现在想想很可惜。 　　1978年我调入中国科协工作，开始拍科协会议和各种活动的照片。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学校找到我让我拍点照片，我就到老校友张维、汪德昭等大科学家家里拍照，交给学校。当时钱学森不让拍，他说，拍我干什么？我又不去学校，我一去我就讲，现在学校教育质量还不如解放前。我一说他们就批判我反动。我就跟钱老说，解放前上学的人少，都是富家子弟，所以出国留学的多；解放后教育普及了，你不能说落后了，只不过面儿大了，出的尖子少了。钱老就笑。我还是抢拍了几张。 　　这些照片在哪里发表呢？当时科普出版社有两本杂志，《现代化》和《科普知识》。1984年杂志上开始登我拍的照片。我还拍过中国第一个电子女博士韦钰院士，拍过严济慈、何泽慧。有一次我把照片送给周培源，他说谢谢我，我心想出版社给了我60块钱稿费，应该是我谢谢您，那时候每月工资才70块钱，60块钱真不算少。 　　70年代末我和科协青少年部的刘小军（后在中国新闻社任专职摄影记者）一起到北京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大学听摄影课。1981年我任中国科协国际交流服务处副经理，开始拍国际交流活动。 　　“我去过新疆16次，云南22次……除台湾外全国所有省会、直辖市我都开车去过……初步统计，我开车走了150万公里。” 　　李德林：你对摄影的热爱由来已久，而且主要是为了工作。退休以后，是不是有更多时间可以自由创作？ 　　杨元惺：我从小好动，喜欢出游。见到高山、大海、森林、沙漠这些美丽的风光就会激动不已。我常想，“大海在我胸中，大地在我脚下”，把我看到的拍回来，展示给大家—“老杨看世界，影像绘五洲”是我的理想。 　　退休以后，我开始有主题、有针对性地拍摄一些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作品，旨在呈现现状，提醒人们爱护自然和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通过摄影了解大千世界。我去过新疆16次，云南22次，其他地方去的次数就记不往了。除台湾外全国所有省会、直辖市我都开车去过。美国有50个州，我开车走了47个。初步统计，我开车走了150万公里。无论是国内国外，我都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