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铁路线上“六大”代表.docVIP

中东铁路线上“六大”代表 　　今年是中共”六大‘召开85周年。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中共“六大”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不在国内举行的代表大会。也很少有人知道，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不少“六大”代表，是经由大连北上，分别从满洲里、绥芬河出境前往莫斯科的。在出席中共“六大”的142名正式代表中，有4人是大连人，他们的名字是：作为满洲省委代表的唐宏经、于治勋、朱秀春、王福全。如果算上代表团中央出席这次会议的关向应，那么参加“六大”的大连籍代表是5个人。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俄罗斯期间，专门拜谒了位于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上的中共“六大”旧址。为了纪念中共六大召开85周年，也为了弄清楚“六大”代表们如何从大连北上，如何从满洲里、绥芬河出境等诸多不为大连人所熟知的情况，我们沿着当年的中长铁路线，追随“六大”代表们的足迹，到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采访了当地的党史工作者和其他知情者。 　　1928年白色恐怖笼罩中国令“六大”无法在国内找到安全会址 　　就在中共“六大”召开前一年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上海，蒋介石发动了“4.12”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武汉，汪精卫发动“7.15”反革命政变，查封了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了大规模逮捕、屠杀；在长沙，许克祥于5月21日发动叛乱，在江西，朱培德将共产党人“遣送出境”，湘鄂赣地区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 　　有人回忆，那个时候中国上空乌云密布，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国民党反动派奉行“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 　　自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人的领导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9月初，毛泽东领导了湖南秋收起义，中国革命进入了创建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此时，对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中共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国内三条路线通往莫斯科，从大连出发最安全 　　据知情者回忆，当年“六大”代表曾经分3路前往莫斯科。一路是从天津出发，经沈阳到哈尔滨，再从满洲里、绥芬河出境；另一路，是从上海乘船直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再到莫斯科。还有一路，就是从大连出发，乘火车到哈尔滨，再分别由满洲里、绥芬河出境。在参加“六大”的代表中，至少有40多人是从大连出发的。在这三条路线中，从大连出发最安全。 　　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之前，东北地区仍是“北洋军阀”的天下，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相对弱一些。这个时候的大连尽管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但她仍是一个“自由港”。自由港意味着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当然人员进出也相对自由。此外，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的殖民统治，限制了国民党在此地的活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部分“六大”代表选择从大连出发，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们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代表们被编成若干小组，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路线的代表乘船从上海到大连。尽管这条路线相对安全，但是，代表们在路上仍然经常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大连的那些像鹰犬一样的日本特务同样在搜寻共产党人。 　　1985年，邓颖超来大连时曾写过一篇文章，记述了她与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在大连的遇险经历：“1928年，我们党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由于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故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党的“六大”代表，将分批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赴苏。 　　“周恩来同志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我列席大会。我们是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我们在船上的两天很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乘客交谈。坐头等舱的人，每餐都到餐厅去吃饭，当时有两个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我们。听他们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后，我们回想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我们的。 　　“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同志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