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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问题研究路径转向 　　【内容提要】 纵观历史，透过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不难发现，领导问题始终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核心。“经世致用”及为官方服务的价值追求造就中国哲学的政治伦理特性，官僚领导机制“超稳定”现象的背后是注重纲常伦理的儒家文化，古代哲学几乎与伦理哲学划等号。近代之后的科学与民主潮流，开创了以科学方法思考和研究领导问题的新局面，并初步形成领导科学雏形。而领导问题的复杂性，使之很难单纯用科学来对待，其中包含着人文、艺术成份。研究领导问题无法抛开哲学工具。因而，中国领导问题研究需按照“领导伦理—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路径发展，这是由领导理论与实践的特性决定的。 　　【关键词】 领导 研究路径 领导哲学 领导科学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3）04-0033-04 　　回顾中国领导学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们正走上了一条“领导伦理—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发展路径。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未来的大趋势，必然是从具体科学或应用科学走向领导哲学。 　　一、领导问题与哲学密不可分的历史传统 　　哲学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并非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西方哲学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很少有对政治和领导问题表现出冷漠的，他们不仅力图以自己的哲学理论影响和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还竭力用他们的理论来影响和改造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领导。至于传统中国哲学，则更强烈地表现出关注领导问题的倾向。中国哲学与领导问题几乎融为一体，两者密切结合，并产生出特别完美的社会整合功能，使得国家领导权及其运行机制异常牢固。 　　从历史事实来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来，无论是汉人统治者还是蒙满统治者都将儒家哲学置于崇高的统治地位。以“仁”、“义”、“礼”为核心，“三纲五常”为准则及以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为目标的儒家思想，不仅是“经国家、定礼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法宝，而且它高度协调了个人、家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自觉地为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传统服务。文人们以“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为统治者的领导秩序进行论证，“训化”被统治者认同他们所倡导的领导文化理念。一部中国哲学史，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为统治阶级进行更好的统治进行论证，以避免被统治者的反抗。文人们将儒家哲学、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一体化，并将由社会基层宗族传统和儒家正统带入国家“官理”中，使其观念不断扩大，行为不断修正规范，从而贯彻儒家哲学与忠于君主制度的使命职能一体化。儒家哲学左右着中国文人的思想行为方式， 并深深地注入到官僚统治秩序中。 　　当然，中国哲学对领导现象的重视，所带来的也并不仅仅是悲剧的一面，哲学与领导现象的融合，取得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中国哲学中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兼容天下”的价值取向，是贯穿古今的基本民族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们形成了一种关注天下兴衰、民族存亡的强烈使命感和危机意识，这都是中国领导文化的精髓，激励着中国人始终把“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思索的主题。 　　中国国门打开之后，文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和领导现象，“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历史大课题一直是摆在近代之后中国人面前的重要问题。究竟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及形式来取代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到底由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来领导这种社会转变？以及怎样实现这种社会转变？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其实都是领导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代中国哲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是围绕着改造旧中国创立新中国的斗争领导权而进行的。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等，都对中国的未来走向问题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其局限性导致探索的失败。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明确提出和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救中国的历史性结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上的成功和胜利，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哲学。 　　二、中国领导学研究是在反思历史传统中走向科学的 　　虽然说，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在中国由来已久，但真正把领导问题当作科学来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对科学表现出空前的重视，领导学在中国被称为“领导科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领导学的早期研究者们，往往都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看成是领导学产生的主要时代背景。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此，重科学、重技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领导科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兴起的。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