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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强力反腐可能走向 　　十八大前，我曾撰文提出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当前面临 “三个不得不”的关口，即一是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二是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三是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在提出“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当年”的时间节点判断的同时，明确指出应选择共识度最高、支持度最大、口子最小、见效最快的反腐败，来为全面深化改革攻关破局！ 　　要通过反腐败来攻关破局，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过去一年多的反腐败工作，可以用一二三四来简要概括，即一是反腐的高压态势已经形成；二是既打“老虎”，又拍“苍蝇”的“反腐两手抓”初见成效；三是万众关注的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这一决定中的最大亮点，既体现了中央在改革纪检体制中由同体监督到异体监督认识的深化，也体现了与过去运动反腐截然不同的制度反腐思维，堪称反腐败斗争的最大利好；四是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起到了为“中国梦”提振民心、重建公信力的作用！ 　　“三个不得不”关口前的中国强力反腐有两种选择 　　一是被迫型倒逼式的强力反腐。当问题拖成难题，难题拖成老大难题时，当“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语）时，这种被迫的、倒逼式的强力高压反腐，不但付出的成本很大，而且非常痛苦，甚至还相当危险！“对党组织的伤害远大于其个人付出的代价”（王岐山语）。但是，如果不敢于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不仅反腐的强力高压态势无法形成，而且也很难通过反腐去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二是主动性预见式的强力反腐。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等重要论述和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以及三十多年后，习总书记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三中全会《决定》）等重要论断及十八大后高压强力反腐态势。这些充满政治智慧和勇气的理论阐述和行动实践，也体现了主动性预见式的强力反腐。当前，两种强力反腐的选择摆在我们面前。 　　被迫型倒逼式的强力反腐，其倒逼，是多年问题的积累形成的，是现实的客观形势决定的，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反复强调问题导向、底线思维、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原因所在。但如果以为，倒逼一定就必须被动，倒逼一定就等于消极预防，倒逼就只能被不正之风和腐败案件牵着鼻子走。那么，我们就只能在强力反腐中就案查案，就风纠风。而三十多年来，这种被动式的积小胜，这种战术层面上的权力反腐，已经不断被实践证明，其很难转化为主动式的积大胜，很难转化为战略层面上的制度反腐。最终必然因缺乏预见，延时误事，而错失良机！ 　　主动性预见式的强力反腐，其预见，是看清全局下的谋一域，是谋划万世中的谋一时。是“三管两让一入笼”的制度反腐战略思维，即“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是“一同二主三化”的制度反腐战略定位，即“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是“一改二体三权”的制度反腐战略布局，即改革纪检体制，构建“两大体系”——权力运行体系和惩防腐败体系，通过“党权三分”——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三大权力。 　　习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释放出三点重要新意 　　我们目前的反腐，既面临被迫型倒逼式的极其严峻的形势，也有主动性预见式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的机遇！ 　　而不久前闭幕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是我党决心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习总书记在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释放出三点重要新意：一是着力点上——“要以深化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二是异体监督上——要“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三是制度保障上——“要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习总书记释放出的这三点新意，让我作为潜心研究制度反腐20多年的学者倍感欣喜！ 　　其一，“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语），反腐败的好肉，通常没有太多的价值！查处腐败的人和事，有决心就可以实现；铲除如此易发多发的腐败滋生土壤，却相当艰巨！过去反腐败斗争的着力点，总是希望通过加大斗争力度来解决！每隔几年，腐败问题严重了，就会来一次加大力度的斗争！而十八大后一年，通过加大斗争力度，反腐高压态势一经形成，总书记就明确要求，在反腐败上，要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