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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扩红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对工农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列宁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中提出了在思想政治教育史具有重要地位的“灌输论”。受此影响，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离不开党卓有成效思想政治工作。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它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井冈山的初创阶段进入了形成阶段。这一时期党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中心，围绕壮大红军实力，扩大红军规模，动员广大群众参军支前为目标。 　　艰巨的扩红任务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保证 　　中央苏区时期，蒋介石先后进行了五次反革命“围剿”，“围剿”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战事一次比一次残酷。日益频繁的战争，导致了红军官兵的大量伤亡，因而不断充实红军的力量是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最迫切、最直接的需要，也是当时群众动员工作的中心。 　　1931年12月至1933年8月，苏区中央局发动了4次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先后提出了“扩大红军突击月”、“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把扩红运动一次又一次推向了高潮。第五次反“围剿”后。由于博古、李德采取了和敌人拼消耗、以弱对强的战略战术，红军不断遭受重创。为此，扩红更是当时一切工作的头等大事。从1933年9月到长征出发前，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了5次扩红突击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扩红运动并不是单纯的红军数量增加。与此相适应的是，还需要相应的大量的财力、物力作保障。因而扩红运动又往往和筹款、筹粮、筹物等运动结合在一起，或者说筹款、筹粮、筹物也是扩红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如，1933年中革军委给瑞金、会昌、博生、雩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等八县区的扩红任务是：完成扩大红军八万人，向地主富农筹款八十万元，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1934年9月初，中革军委紧急号召全体男子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并自带一件棉衣、二套单衣、二双布草鞋，自带梭标和碗筷，至少两人共带一床毯子，立即到补充师集中。 　　但就当时的情况，要如期完成持续不断的扩红任务及筹集到相应的钱、粮、物是相当困难的。一是过高的扩红指标与中央苏区的人口实际产生矛盾。中央苏区所辖范围最鼎盛时期是21个县，人口250万至300万，按每万人口中男女各半、扣除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老弱病残者，能够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丁是有限的。二是过高的筹款筹粮筹物任务与中央苏区财力物力产生矛盾。当时地面积只有五六万平方公里，绝大多数地方是山区和丘陵地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加上多年的战争对生产力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及敌人长期的严密经济封锁，使苏区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以这样有限的经济状况，去养活数量相当的红军官兵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二者之间矛盾重重。三是群众的消极心态与过高的扩红任务产生矛盾。首先是江西、闽西等地自古以来就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部分群众在内心是不愿加入革命队伍的。其次是农民已经分得了土地，且经过三四年的经营与管理，有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从另一个方面消蚀了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再次是部分群众对革命的前途感到迷茫，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参加革命没有信心。 　　出于宣传和动员的需要，当时红色中华报等宣传媒体大都是进行正面宣传，报道那些“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送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对扩红运动中存在的问题都避而不谈。其实在喜人的另一面，在扩红运动中还存在“欺骗、强迫、命令”，“只顾数量不求质量”、“勉强编入红军、却哭哭啼啼吵着要回家”等现象。如有的地方召集大家开会，把门一关，强迫大家报名当红军，只要有一个不报名就不散会；有的地方送来十个新兵，就有八个是疾病和老弱；1933年6月至9月博生县开小差回来的红军就有3000多人。 　　愈来愈严峻的战争形势，需要的红军数量愈来愈多，需要的兵源质量愈来愈高，需要群众对扩红运动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但与此相对的是，可参加红军的人越来越少，兵源质量越来越差，群众可提供的财力越来越少。因而如何通过强而有力的宣传动员工作来解决这一矛盾就成了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了。“红军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 　　除此之外，快速提高苏区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消除部队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正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担负如此重要的任务，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党中央仍然要抓紧时间召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