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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视角下地方债成因问题研究 　　摘 要：2009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迅速攀升，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压力加大，近期，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出发，引用皮科克的三大政治市场理论，对地方政府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进行分析，由此剖析中国地方债务产生并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地方债成因 　　2013年6月10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36个地方政府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12.94%。这次审计只是对部分地方政府的一次抽查，并未得出全国地方债的总量，如果根据这36个地区的债务增长的近13%的速度估算，截至2012年末，地方债总负债额预计在13至15万亿元之间。而国家审计署副署长董大胜认为，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约为15至18万亿元，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预计这一数字将超过20万亿元。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政府职能范围不清，越位与缺位并存，各地围绕招商引资竞相出台优惠政策，用大量财政资金补贴竞争性企业，与此同时对民生领域投入严重不足。从政府间事权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分看，目前事权划分不明确，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了许多事项的支出责任。地方各级税收收入不能满足其当年公共财政支出的一半。从转移支付制度看，显性财政体制框架中的转移支付分量过重、结构不合理，管理不完善，分配不规范，层层结存跑冒滴漏。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从财政体制入手，通过深化改革切断问题产生的根源，推动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 　　一、公共选择理论概述 　　1.基本内容 　　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西方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分析方法对选举行为、官僚主义、党派政治和公共财政等论题进行的解释。主要有三个流派，分别是以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和以威廉·赖克为代表的罗彻斯特学派。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致力于研究市场环境下“经济人”的行为选择，那么，公共选择理论更加关注研究政治领域中的“经济人”行为选择。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化解了它们之间的悖论，成功地把二者融合在一起。 　　2.方法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主要体现在个人主义方法论，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和经济学的交换模式三个方面。 　　首先，个人主义方法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个体是组成群体的基本单位，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了集体行为，不管产生总体结果的过程与结构多么复杂，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与行动者，一切社会现象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动因，个人才是分析的基础。 　　其次，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用来解释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该假设意味着，一个人无论其职位地位有多高，他的行为都要受效用最大化的指引和驱使，完全脱离个人利益的所谓“大公无私”的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公共政策的选择，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的安排都不能以官员、政客们的思想觉悟的提高为基础，而应该将所有参与公共决策的个体都假设为追求自我利益的“经济人”，并通过制度规则的设计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引导向对社会最有利的方面。 　　最后，经济学的交换模式。公共选择理论将交换用于对政治领域的分析，把政治活动看做是市场机制中的交换。在市场机制中交换的是商品或劳务，而在政治领域中交换的是规则、制度、条约等公共产品。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和厂商；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 　　二、公共选择理论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皮考克（Alan Peacock）把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大的政治市场：即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在初级政治市场上，政治家把政策“卖”给选民，选民则为政治家支付选票；在政策供给市场上，官员为了实现当选政府的政策目标而提供不同的行政手段；在政策执行市场上，主要分析政策的执行结果及其影响。如图1所示： 　　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各级党委首脑是同级政府的最高领导者，上级党委和政府对下级行政首脑的任免有决定性发言权，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对同级政府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铁三角”，即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在中国具体表现为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组成部分。 　　微观主体主要指地方政府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企业的效用大于居民的效用。因为企业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和就业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