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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司法价值功能、实践拓展与理性回应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和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公民参与司法成为法学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某种程度上，公民司法参与的水平映射出一国公民社会和民主法治社会的发展成熟程度。当前，司法公信力问题成为困扰各国司法的一个顽疾，与此相关的司法改革不能单向地围绕司法体制展开，还需从公民的司法参与角度寻找突破口。近年来，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改革举措均体现了公民司法参与精神（见陈卫东主编：《公民参与司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331页）。在我国，公民的司法参与具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笔者关注公民司法参与的实践发展趋势，并对其价值功能、制度化运行及司法的理性回应等作些探讨。 　　一、公民参与司法的价值功能 　　（一）彰显司法民主，培养法治信仰 　　西方的民主理论历经精英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演化，反映在司法领域就是公民参与司法制度的兴起。司法参与要求强化司法的民主责任，推动司法程序的开放性。在我国，公民参与是司法人民性和司法民主的题中之意，是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方式。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司法对社会事务的渗透和调控日益深入，对公民生活的影响力日益提升。2012年，各级法院受理案件1221万件，平均106人便发生一起诉讼。与此同时，公民的民主法治观念和主体意识也大为增强，对司法权扩张和肆虐可能带来的危害越加警惕，其参与司法的意愿也越加强烈。传统文化中的厌讼、耻讼、贱讼、远讼观念正悄然被关注司法、监督司法、参与司法、决策司法的要求所替代，司法参与正在成为一种公民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可以说，封闭的司法体系和神秘主义司法容易使公民形成对法治的畏惧、疏离和逃避感，只有亲自参与司法的体验，才能激发公众献身法治的热情，使公众形成亲近法治、信赖法治、参与法治的观念，培养法治社会所需的理性和守法公民。丹宁勋爵曾高度评价陪审制，认为由公民决定其同胞有罪无罪的参与司法活动，“对于培养英国人的守法习惯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其他任何活动……是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最强大的力量”（[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刘庸安、张文镇，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二）限制权力寻租，生成司法理性 　　司法权具有公权力易于肆虐、难以监督的天然特性。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其堵塞了公民寻求社会正义的最后渠道，毁灭的是公民对法治社会的信心。公众参与的根本精神就是将由法官垄断的司法运作过程置于阳光之下，有助于压缩司法权力的寻租空间，减少司法权暗箱运作导致的腐败行为。公众的有效参与促进生成司法理性，增强法官的责任意识，使法官的司法行为更加规范和高效，裁判的说理更加细致和严谨，促使司法权在理性限制中运行，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司法不是“投入事实生产判决”的简单活动，也少有“1+1=2”般的确定答案，更多的是在多元价值、多元诉求和多元利益之间寻找最佳平衡方案，而公民参与可以填补法官某些领域专门性知识的不足，弥合多变的社会现实与不变的法律之间的距离。当法律的立法原意难以探求或不再适应社会需要时，社情民意成为客观解释立法的重要参考，从而使法官不因疏离社会而走入僵化、机械司法的歧途，使司法裁判更具生命力。我们必须承认，再先进的司法制度也无法根绝冤假错案的产生，再健全的内部纠错机制也无法确保所有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而公众参与可以强化监督司法的外部力量，防止司法权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脱缰之马”。 　　（三）消除专业隔阂，提升司法公信 　　拉德布鲁赫有言，“司法依赖于民众的信赖而生存”（[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信息不对称造成隔阂，隔阂造成不信任。公众对司法不信任，一定程度上源于其对司法工作存在着“物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隔阂。所谓“物理”隔阂，是指由于诉讼活动的非常态性和司法权的被动性，只有少数人能获得司法的直接体验，大部分公众只能通过间接渠道形成司法认知。一个封闭和神秘的司法体系，一个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效果不佳的公众参与制度，必将加剧公众与司法之间的专业隔阂和心理距离，引发公众关于司法腐败和不公的猜疑。相比较，“心理”隔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尤为突出，很多民众心中残留着关于古代司法贪污腐败和制造冤假错案的印象，影响其现宴的司法认知，而自清末修律以来走的是一条外发型法制现代化路子，在传统文化土壤中也并未开出茁壮的法律信仰精神之花。而“法律活动中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乃是重新赋予法律以活力的重要途径”（[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页）。司法参与是联结司法权与公众的制度中介，发挥着消除隔阂、重建信任的重要作用。对于作为当事人的公民而言，参与表明其主体意识和人格尊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