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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潭秋研究中几个问题辨证 　　[摘 要]本文对新发现的陈潭秋烈士的资料进行了研究。通过这些新资料，我们对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中共三大、四大代表身份，陈潭秋加入中共早期组织前的心路历程以及陈潭秋部分履历的认定又有了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群众；共产党根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1-0024-03 　　2013年9月25日，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行的“纪念陈潭秋牺牲7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陈潭秋烈士的长子陈鹄先生将一批关于陈潭秋的珍贵资料捐献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这批资料篇目如下：一是陈潭秋在苏联期间拍摄的免冠标准照片1帧；二是1935年10月4日陈潭秋填写的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调查表4页； 三是1935年10月8日陈潭秋撰写的《徐杰自传》（徐杰系其化名）手稿7页；四是陈潭秋编写的年表手稿1页；五是陈潭秋编写的简历手稿1页；六是1939年3月28日陈潭秋致陈林（任弼时）书信3页；七是1939年4月23日陈潭秋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人员的谈话记录，1937年1月至1939年10月陈潭秋的活动时间表，1939年10月共产国际干部处处长莫尔德维诺夫签字的“证明”摘录，1941年苏哈列夫致博尔谢夫信等文件翻译件共13页；八是陈潭秋在新疆期间的某年（1939年到新疆至1942年被捕前）11月14日写给在莫斯科的李进的书信1页；九是陈潭秋在新疆期间的某年（1939年到新疆至1942年被捕前）3月19日写给在莫斯科的李进、李平的书信2页。以上资料是陈潭秋的三子陈楚三远赴俄罗斯，在有关档案机构查找到的。上述资料是十分鲜见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披露了中共党史上一些未知或知之不详的史实细节。 　　一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问题 　　关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时间，该组织最早的成员董必武、包惠僧自1937年至1978年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多次回忆，董必武有1920年9月、1920年冬两种说法，包惠僧则有是年夏秋之交、9月前后、9-10月间的说法，包还认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可能比武汉早一点（成立）”。[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从其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沿用了此说。但党史学界一般认为应取模糊概念，定在1920年秋较为妥当，因为武汉早期组织不太可能与上海中共发起组同时成立。 　　陈潭秋在《徐杰自传》、《简历》和《调查表》中三次提到，他是1920年10月入党的。他在《自传》中指出：“1920年10月刘芬（后来加入取消派）受了陈独秀的嘱托，由上海到湖北物色同志，他介绍我和董必武张国恩三人入党（不久张国恩时有反党的言论，我同董必武决定开除他）。那时在湖北，还没有党的支部，只有我和董必武同志二人而已。”这段话简述了湖北党的早期组织建立的缘起和明确的时间。虽然或因语境或因记忆有误忽略了包惠僧等人，但在1921年春节前后至中共一大召开的较长时段内，实际上可能只有陈、董二人在武汉坚持。 　　关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问题，还包含了一个已被谈论了很久的话题，就是陈潭秋等中共早期组织成员，都认为自己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董必武等都有这样的表述。如果能够查找到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留存在俄罗斯的档案，应该也是这样表述的。换言之，他们都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共早期组织就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以此而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7月”的论断是否应作适当调整呢？ 　　二 、中共三大、四大代表身份??题 　　陈潭秋代表湖北党组织参加中共三大的问题，尽管并未有历史文件或与会者现场记录等第一手史料支撑，但党史界对此没有异议。能够证明陈潭秋出席三大的主要依据，来自于1980年3月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的回忆。徐在回忆中详细描述了如何与李大钊、陈潭秋等六人坐船从上海经香港赴广州，还精确的提到了陈潭秋在会议上的着装和发言的细节。[2]另外1980年2月罗章龙关于中共三大的回忆，也指出陈潭秋是三大代表。[3] 　　根据徐梅坤、罗章龙的回忆，陈潭秋为中共三大代表，原本似乎可以确定无疑了。但在这次新发现的陈潭秋资料中，在《徐杰自传》中说：“我参加过党的第一，第四，第五，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五次大会□选中央候补委员，六次大会后的五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在陈潭秋编写的年表手稿中说：“参加过党的第一次，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第五次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三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些新档案显示，陈潭秋应该没有出席党的三大。 　　关于陈潭秋中共四大代表身份，在陈潭秋新档案资料发现之前，已有李维汉、郑超麟等多位中共四大代表或亲历者回忆指陈潭秋为四大代表，[4]党史界多予以认同而少有持异议的。唯一的使人生疑之处是陈潭秋有回忆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