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政治风云激荡.docVIP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政治风云激荡 　　[摘 要]在国共合作背景下成立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有着深切的历史因缘。本文钩沉在诸多革命活动中二者的积极互动，特别着重探讨了黄仁事件、五卅运动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海大学的相互政治激荡。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海大学；互动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4-0018-04 　　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并于1924年3月1日起正式办公。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共同奋斗与矛盾纠葛在此均有鲜明的体现。由于上海大学原本就是国共两党发展政治势力的重要场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风云激荡有了新的延展。 　　一、上海大学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政治因缘 　　1922年10月，从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一变而为上海大学，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邵力子为副校长，为上海大学的政治新生，特别是为国共两党势力的楔入奠定了基础。孙中山重建的大元帅府很快注资上海大学。于右任欲请旅沪的李大钊来上大协助校务。通过这一层关系，共产党人邓中夏1923年4月受聘为校务长（前任为叶楚伧），这就为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执教上海大学大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成立，活跃于上海大学的国共两党精英有了新的更高的政治身份。以1923年末改定的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名单为据，[1]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于右任（上海大学校长），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的邓中夏（校务长），为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的调查干事；委员何世桢（学务长兼英国文学系主任），为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秘书；委员叶楚伧为上海执行部秘书处常务委员，同时兼任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部长；委员邵力子为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秘书；[2]委员瞿秋白（社会学系主任），作为中国国民党候补执委，驻上海执行部。[3]在上海执行部任职的上大校委会委员，应还有韩觉民。[4]上大校委会成员与上海执行部绝无瓜葛的，似仅有洪野（美术科主任）、曾伯英2人而已。 　　9人组成的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委员竟有7人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职，已属高比例，且多在上海执行部位居上层。其中秘书处常委1人，部长2名，秘书2名。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办事章程》对秘书职责的规定，秘书协助部长整理部务，“部长不在时代行部长之责任”，[5]可见秘书职权之重要。驻上海执行部的瞿秋白虽无职务，其政治地位同样不容小觑。上海执行部的这些高层干部在上海大学的兼职，为将该部的方针政策贯彻于上海大学创造了便利条件。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曾到上海大学演讲或授课的国共早期重要成员，也多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有着一定的关联。比如，1924年3月22日，吴稚晖到上大演讲，吴氏以国民党中央监委的身份，驻上海执行部。[6]4月4日，在上大演讲《中俄交涉破裂原因》的恽代英（后亦为校行政委员会委员），为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同日，到上大演讲《欧洲现势与东方民族之关系》的沈泽民，为上海执行部宣传部宣传指导干事。[7]胡汉民先后于4月20日、26日，到上大演讲《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他当时是上海执行部秘书处三位常务委员之一，同时又为该执行部的组织部部长。[8]此前的3月14日，戴季陶到上大演讲《东方问题与世界问题》，他虽不在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关于上海执行部的委任???列，但因在沪的胡汉民、汪精卫先后返粤，张静江由于健康缘故辞职，孙中山遂命戴氏与汪精卫对调任驻沪委员，上海执行部亦在其职权范围，只是未到部视事。[9]1925年5月2日，向警予到上大参加女同学会成立大会，并作演讲，其当时公开身份是上海执行部妇女部负责人（她以前曾为青年妇女部助理）。[10]此外，在该校任教的施存统也在上海执行部担任宣传部宣传指导干事一职。[11] 　　身跨政、学两界的国共精英，所以如此关注上海大学，缘起于1923年良好协作的基础，而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更是增强了为国民革命培养干部的紧迫性。“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发展格局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大学的政治地位。作为指导东南党务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对这所高校情有独钟理所应当。 　　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海大学在诸多革命活动中的积极互动 　　由于上海大学的特殊地位，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初，在策划推行各项革命工作任务时，每每以上海大学为倚重的主要力量。而上海大学在国共精英（多在上海执行部任职，极明了执行部的精神）的带领下，亦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积极性，从而使之走在革命浪潮的前列。 　　1924年3月20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四次执行委员会议，胡汉民、于右任、毛泽东、瞿秋白、叶楚伧等出席，邵力子、恽代英列席。议决诸项事宜，其中就有通过宣传部提交的上海大学设立“现代政治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