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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社会结构艾利斯·扬社会性别批判理论 　　本文原载于美国《星丛》 　　（Constella-tions）杂志2007年第2期（第14卷），作者劳雷尔·韦尔登（s.Laurel Weldon）是美国普渡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她以全球视域探究政治变化及公共政策，涉及民主和女权理论的许多观点与问题，并对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妇女权利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案例研究。韦尔登在本文中探讨了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艾利斯·扬对性别概念的发展及贡献。扬认为，最好将性别理解为“生命感受体”（lived body）相对于他人在社会关系之中确定其位置的特定方式。扬在完善她有关“性别作为一个社会结构”的思想时提出了三条基本轴线：劳动的性别分工、规范的异性恋和社会性别的权力等级制，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其调整性别概念的思路。扬认为。尽管性别概念是有局限的，却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拒斥这一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使社会批判与主体建构两种不同的主题得以区分并各自单独存在，这有助于在联系中澄清理论探究的性质。而扬留下的问题是：怎样分析不同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并将其概念化？ 　　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在使用性别概念时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本质主义，尤其是各种性别本质主义掩盖了许多底层妇女群体的感受和利益。本质主义涉及的既有理论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在理论上，本质主义涉及并可被归咎于虚假的统一概念或范畴，它模糊了批判的差异和冲突。在政治上，本质主义抹去了更多底层群体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和感受，只考虑特权群体的利益或感受并将之普遍化，且分享利益的也是特定人群。女性主义理论家曾声称性别是基于女性拥有共同的身份、感受和利益，目前这被认为是一种本质主义并遭到了严厉批判。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指出，虽然同为女性，但女性们在利益上各不相同（例如，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虽同为女性，但她们的利益不仅不相同，甚至还相互冲突）。并没有一种共同的体验作为构成女性身份的基础。而这就导致了某些理论家对性别概念的拒斥，另有一些人则指责本质主义对政治的麻木和冷淡。艾利斯·扬对女性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发展了对性别概念的理解，使之能??宏观层面上对社会结构的非正义进行批判，同时也明确了对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差异的承认及其政治上的重要性。实际上，既致力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又致力于对群体差异的政治重要性的考量，是贯穿扬的主要著作的一个主题，它在聚焦女性主义理论的同时，也使得对正义和民主理论的探讨更加广泛。我在本文中将简述女性主义的理论问题，指出扬在厘清和解决这一问题上所做的贡献，并明确对哪些领域的界定或对哪些概念的发展是必要的，以继续推进对这一理论主题的探讨。 　　“社会性别”概念及其相关问题 　　为对女性遭受歧视和受支配的社会组织模式提出挑战，女性主义理论家需要表明，确立另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生活方式是可行的。他们必须改变性别本质主义的见解，即认为女性是与某些特定的气质、工作、欲望相关联的，而男性则与另一种气质、工作等相关联。作为该议题的一部分，女性主义理论家指出“生物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是有差异的：前者是指男女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后者是指男女差异的社会意义。基于这种观点，前者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跨越不同的社会语境，而后者（性别的社会意义）则是多变的，随着时间和社会的改变而有其特殊的内涵。 　　随着社会性别概念及其理论的发展，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区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从某位女性主义研究者的雌雄同体的理想来看，“生物性别”几乎没有或根本就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至少在就业、能力以及人们可能拥有的机遇等方面）；也有学者指出，做母亲的体验奠定了一种特殊的经验基础并引起了女性的认同。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性别认同还需考虑道德的、心理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及其后果：若女性越来越重视关系和抚育孩子等这类事情，就越发以为女性就应该去从事这类事情。而女性之间在偏好上如有更多的一致，就更能理解其他女性的看法。这些论述显然对描述和考量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对理解政治动员和行为也有重要意义。 　　但这些观点受到了酷儿理论家、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及其他女性主义学者的全面批判。酷儿理论家批评女性主义学者不仅接受了潜在的二元制（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男人/妇女），同时毫无保留地认同了异性恋并使之规范化，且在有意无意之间以此为据，为认同单一的女性身份作辩护。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指出，基于对家庭生活、妇女的工作、育儿等方面的考察，就断定女性具有共有的经验或身份，其实只是基于白种妇女的经验，与有色人种妇女的经验是极为不同的；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的探究引发了有关种族身份与利益之间以及社会性别或阶级身份与利益之间相互影响的讨论。最后，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对性别的理解是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