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对农民工叙述“太符号化、太具观赏性”.docVIP

当代对农民工叙述“太符号化、太具观赏性” 　　时代周报：当下中国，“农民”所承载的含义是否已经变化？ 　　梁鸿：上个世纪，在中国开始现代化之初，农民已经被贴上标签了：农民不是对身份的一个表达，而是贫穷、不时尚的代名词。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农民变得格格不入。社会急速发展，一定会抛弃一些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用歧视性的眼光看待农民。这是非常大的问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改变。要把农民作为一个正常的群体、职业看待，而不是低人一等的、落后的、愚昧的、要被抛弃的。任何时代都需要农民，中国现在的农民身份是被户口决定的，其实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干过农活，怎么能说他是农民？ 　　时代周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及他妻子张彤禾的《打工女孩》，都记录了中国现实，但他们都是“局外人”，而梁庄是你的家乡。这会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梁鸿：何伟的两本书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打工女孩》最近很多人都提到，我看了一些片段，但没有看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写打工和农民进城，都是一个角度。《出梁庄记》也只是一个角度。 　　有人说《打工女孩》太外部了，我倒不愿意这么说。好几本书在一块儿看，就可能是相互补充的。何伟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生活，带来陌生感，有内部的人所忽略的东西，很好地呈现了中国的某些细节。如果是中国人写，就不一样。我常说，我跟梁庄在一条河流里，随着波涛汹涌一起沉浮。 　　当代对农民工的叙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同时也太符号化、太具有观赏性了。如果一个作者，能踏踏实实记录一些生命，能从自己的角度理解生活和生命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时代周报：张彤禾在《打工女孩》里记录了一些为改变个人境遇而往上奋斗的女孩。农民工真的有奋斗空间吗？ 　　梁鸿：不可否认，肯定有人能奋斗上去。比如我在东莞见到过一个女孩子，她在工厂做设计师，一个月有四五千的工资，她的空间就稍微大一些。但普遍而言，农民工在职业上没有生长状态。 　　如果一生都做工人，只要有尊严、能获得相对充分的生活资料，那也是值得骄傲的，是挺棒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农村人做工人，一天加班十几个小时，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连结婚都不敢。一个年轻工人的工资，根本无法让他获取水准线以上的生活，这才是问题。其实，上升空间在任何社会、任何单位里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小的，更大意义上的一种改善才是更需要关注的地方。 　　时代周报：年轻的打工者和年老的打工者，在状态上有区别吗？ 　　梁鸿：大部分中年打工者对梁庄还是很有感情的，梁庄还是他精神的中心。对年轻人来说，梁庄是他的家，但感觉没有那么真切，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是一个踏实的、具象的、有物质形态的家。年轻人说“我的家”，只是他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觉得梁庄还有个房子可以回去，实际上他们对梁庄的感情比较模糊。他们是城市、农村两边不靠，很迷惘的状态。 　　时代周报：年轻打工者进入城市的阻碍在哪里？ 　　梁鸿：首先是工作条件。他们工作的回报率非常低。其次，城市物价太高，各方面消费、生活资料的获取都是很难的，那么高的房价，白领都买不起，更不要说打工者。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太长，比如在工厂上班，从早到晚，就一直在工厂里活动，对城市并不了解。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们迁徙起来很容易，因为哪儿都一样。不像我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人脉。年轻农民工很难在某个地方扎根，过相对稳定的生活。 　　时代周报：你的书里提到很多现实问题，有人会问解决方案在哪里？ 　　梁鸿：解决方案是更实际的事，需要跟政府商量。《出梁庄记》尽可能做到在故事和风景背后进行比较大的思考。比如现有的城市景观，我认为是主旋律式、大道式、高尚式的发展，忽略了农民普通生活、卑微生活的存在性。政府驱赶三轮车夫，就驱赶了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共存？你越驱逐，他越犯规。其实在描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已经暗示了某种解决方案，要换一种思维重新看待问题。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担心过，其实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人看不到书里描述的那些景象？ 　　梁鸿：对，但是能够改变社会的、真正去做些什么的，也恰恰是这样一群人。农民在历史上始终是个被动的状态，今天依然是。首先要让掌握普遍话语权的人看到这些事情，再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个过程中你要告诉农民，要让农民争取他们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也想过，如果打工者能看到这本书，我会特别欣喜。但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从此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我也许给他平添了一些悲哀？这很残酷。 　　上海作家程乃珊去世：“张爱玲式的上海缺了一角” 　　丁果 　　4月22日凌晨2时许，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因白血病病逝，享年67岁。程乃珊，1946年6月生于上海，祖父程慕灏是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人物。我与程乃珊没有见过面聊过天，却很熟悉她的作品，因为我是上海人。自青年时代离开上海，我先后在日本、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