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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交往 　　首次谋面 　　1990年6月下旬的一天，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中央决定派我担任中国驻古巴共和国大使，接替汤永贵大使的工作。干部司要我立即开始准备，8月下旬赴任，以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国庆招待会和中古建交29周年纪念活动。 　　我出使古巴之日正值古巴面临严重危机之时。当时，国际政治大气候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东欧加速剧变，苏联即将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瓦解。作为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成员之一的古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外贸市场、资金来源和军事支撑，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岛”。而美国则乘机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加大对古巴的压力，特别是强化持续长达30年的经济封锁，企图“以压促变”。美国国会成立“争取古巴自由决策小组”，确定了在一年内搞垮卡斯特罗政权的目标。在古巴国内，经济形势开始恶化，人民生活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背景下，我登上了中国民航的班机到达纽约，途经墨西哥城，于9月1日抵达哈瓦那，入住中国大使馆。 　　抵达古巴后的9月6日，我递交了国书。我原以为这次能见到卡斯特罗主席，但接受国书的不是他，而是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此后不久，我和夫人陈镇坤应南斯拉夫驻古巴大使夫妇的邀请，出席大使的离任告别招待会。不承想，我与卡斯特罗主席的首次见面竟是在这次招待会上。 　　10月5日夜晚，哈瓦那秋高气爽，皓月当空。南斯拉夫大使官邸花园草坪上灯火通明，挤满了欢声笑语的宾客，气氛十分热烈。蓦地，我发现一个身材魁梧、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人被人们团团围住。原来他就是卡斯特罗。 　　我正思索着是否立即挤将进去向卡斯特罗致意时，古巴外交部礼宾司总司长来到了我跟前。他得知我到古巴后还未见过卡斯特罗时，便友好地主动表示，他可以介绍我与主席见面，并带我进入大楼门厅，让我在那儿等候。 　　卡斯特罗主席，古巴人习惯称他总司令，或者亲切地直呼其名菲德尔。我边等候，边观察总司令的动静。数分钟后，见总司令朝大楼走来，礼宾司总司长在前头开道。行至离我不远处，他忙把我引向???去并给总司令介绍。 　　“总司令，您好！见到您很高兴。”我抢先向他问候。 　　卡斯特罗用深邃而明亮的双眼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新来的中国大使？欢迎欢迎！” 　　“我是一个月以前来到哈瓦那的。在任职期间，我将为促进中古友谊而努力，希望能得到主席阁下的支持和帮助。” 　　“那是一定的。古中两国是好朋友，我经常去中国大使馆。我们以后找个时间聚谈好吧。” 　　我表示赞同，并请总司令抽时间去中国使馆做客，随时恭候。总司令一边点头，一边与我握手告别，然后在南斯拉夫大使的陪同下，转身进入了贵宾室。 　　我同卡斯特罗的首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对于这次短暂的交谈，我自然感到不甚满足，但十分理解，在此种场合不便说得太多。值得高兴的是，这次偶遇为我们以后的交往，进而建立信任和友谊拉开了序幕。 　　使馆常客 　　卡斯特罗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他的青年时代。当年，旅居古巴的许多华侨、华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他领导的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在日常生活中，他爱好中餐。他告诉我，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期间，经常去唐人街中餐馆喝杂碎汤，又便宜又好喝。后来，卡斯特罗还学会了做中式菜肴，糖醋鱼就是其中之一。他熟悉中国人的传统民风，常说中国人“聪明”“勤劳”“勇敢”“守纪律”“承受能力强”等赞语。 　　在担任大使期间，我经常应邀去革命宫、何塞·马蒂广场或其他场合出席古巴政府举行的各种庆典、仪式和外事活动。卡斯特罗也多次来中国使馆做客，有时还不请自来，每次来了，总得待上四五个钟头，不到尽兴之时不散。每年中国驻古巴大使馆举行“十一”国庆招待会，他通常都会出席。在中国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卡斯特罗还会给大使馆送来古巴特产，如鱼翅、大龙虾等。 　　使馆工作人员希望与卡斯特罗合影或请他签名留念，他一般都有求必应。记得有一次，我举行晚宴招待总司令，结束前，我和夫人陈镇坤手拿菜单问总司令能否签名留念，他欣然同意，兴致勃勃地说：“饭菜吃完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卡斯特罗随即提笔写道：“我完成了任务，这并非我的功劳，而是美味的中国佳肴的功劳，是古老和革命的中国的极其周到的热情与礼貌的功劳。”并将这一题词“献给大使夫人”。 　　另一次，我在使馆宴请卡斯特罗，进餐前，卡斯特罗在大使馆会客室稍事休息后，应邀与我们使馆几个主要外交官到大厅合影。他发现一个青年人站在大厅一角观看，便问我：“这是谁？”我说：“他是我的儿子，近日来古巴探亲休假的。”卡斯特罗又问：“是从中国来的吗？”我告诉总司令：“他是从旧金山来的，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听罢，总司令笑着向我儿子招手说：“过来，我们一起照相。”就这样，我们一家人与总司令合了影。 　　使馆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