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西安事变“三评”.docVIP

张季鸾西安事变“三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理应率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但为了维护其统治，国民党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大片国土节节沦丧。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西安事变爆发后，围绕对蒋介石的处置和事件的解决，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都各抒己见，力促国民党内部各派别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命运为重，和平解决这一表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意愿的事件。著名报人张季鸾先生以其拳拳爱国之心和敏锐的洞察力，连发“三评”，呼吁“拥蒋抗战”，非万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戡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切须避免西班牙之覆辙，勿令人人呼号救国而结果竟糜烂以自亡！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突出贡献，被毛泽东称为“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张季鸾（1888—1941）原名炽章，字季鸾，生于山东邹平。1906年留学日本，在谒见孙中山先生后立即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受于右任推荐，他在南京大总统府短期工作，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稿。不久后，他成为职业记者，服务于新闻界。从《民立报》到《大公报》，30年中写下了不少于3000篇的社评，几乎每篇皆笔锋犀利、见解超迈，一贯以“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为使命。抗日战争前后，任《大公报》总编，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办报方针，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将其历史影响推上巅峰，成为抗战期间发行量最大的民间报纸，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闻变讯彻夜未眠 　　1936年12月12日下午，《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听到传言指西安“有事”。接着，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和张杨联名的“通电”，证实了蒋介石被扣的消息。 　　张季鸾一下懵了，十分沉重地坐在桌旁，一支接一支地大口吸烟，脸色忧郁黑紫，一句话也不讲。桌上的电话铃不停地叫响，来者都是探询“事件”真相的，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想证实，有的人担心事件进展。张季鸾有气无力地应付着，不发表任何意见，他要等待比较可靠的报告。 　　晚上，收到张学良发来的专电，详列“叛军”的几项主张。张季鸾看了，神色凄黯，手持电报在屋子里绕圈子，仍然一语不发。 　　这是《大公报》社里最沉郁的一天，大家肃然寂静，大气不出，都在注意着总编的举动和气息。 　　13日，《大公报》只是在要闻版头条刊登了一条短信息：《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 　　此时，全国上下不明真相的政军两界及民众都在关注着《大公报》。 　　以往蒋介石常约张季鸾晤谈，而张则在《大公报》社评中把蒋的设想透露出去，借以探测民意，为蒋施行政策铺路。因此，不仅一般的读者，甚至连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官员也常要从《大公报》的社评中探悉蒋介石的意向，以便预做准备，免得事临被动。 　　13日晚，张季鸾彻夜未眠，他在考虑着如何对其进行评论，给拭目以待的读者一个权威性、导向性的交代。 　　其实，张季鸾对西安事变的爆发是有预感的。 　　1936年下半年，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企图在几个月内消灭在陕北的共产党军队，一时间西北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10月22日，蒋介石偕钱大钧等十余人飞抵西安，布置反共军事行动。23日，蒋介石接见张学良等，详询西北“剿共”及陕西政情，指责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并调蒋鼎文率中央军入陕，监视张学良、杨虎城作战。 　　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军政要员纷纷为蒋祝寿。这时，张季鸾也来到西安，一方面为蒋祝寿，另一方面在陕西采访军政要员。在西安，张季鸾受到蒋介石的单独接见，蒋强调“坚决贯彻戡乱方针”。张季鸾还分别拜访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蒋鼎文、晏道刚、胡宗南、关麟征等，详尽了解了各方面对抗日和“剿共”的看法。 　　张季鸾在与张学良晤谈时，张学良主要介绍了他与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核心在“攘外安内”和“安内攘外”的先后次序上，但两者之间的目的是不完全相同的。 　　蒋介石于12月9日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密嘱”，要邵将“密嘱”内容透露给《大公报》驻陕记者，请其发一条消息，称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将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蒋介石还特别嘱咐邵力子，“此消息不必交中央通讯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也不必发表”。 　　《大公报》驻陕西特派员李天炽于9日晚得知“密嘱”的内容，立刻给已从西安返回上海的张季鸾发去电报，将“密嘱”内容告知。张季鸾预感到西安要出事，他给李天炽回了电话，要其把“密嘱”大意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