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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个体社会”成长与社会统合方式 　　摘 要：战后日本社会通过企业统合、综合开发统合、社会保障统合将“社会性要素”统合在资本主义框架中。三种统合方式统合了包括城市及农村劳动者、无劳动能力者等在内的所有国民，实现了西方社会中少有的“一亿总中流”社会。但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个体社会”的趋势日益明显。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导致这种趋势的呢？从社会统合方式的角度探寻日本“个体社会”的背景。 　　关键词：个体社会；社会统合方式；式微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77-02 　　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战后日本也面临着如何把与资本家对立的各种“社会性要素”统合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安世舟（2011）认为，在“55年体制”之下，日本通过企业统合、综合开发统合及福利统合三种方式为国民提供“缓冲地带”，建设成日本式的“群体社会”。三种方式互相补充，三位一体，在各自的领域内呈现不同形式的发展并发挥统合作用，实现了社会的稳定繁荣。但是，黄亚楠（2009）在其著作《谁能拯救日本——个体社会的启示》中指出，2002年日本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及国民个人号码的编成象征着日本“个体社会”的开始[1]。日本国民再难获得各种缓冲地带的保护，必须直接面对来自社会生活的各种风险。 　　那么，被称为“群体社会”的日本社会是如何走向“个体社会”的呢？本文从这三种统合方式的角度对日本“个体社会”成长背景进行解读。 　　一、企业统合 　　企业统合是通过“日本式经营”，即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及企业内工会将劳动者统合在一个较为稳定的企业内，以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方式。 　　在这种独特的模式下，企业内劳动者的利益共同点和冲突点均集中在企业内，劳动者、工会组织以所属企业为单位，深深依附于所属企业。同时劳动者生活于公司提供的缓冲地带，其利益与公司利益完全捆在一起，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许多问题被下放到企业，通过保障员工报酬、稳定的企业内福利等将“社会性要素”劳动者牢牢地统合在企业中。 　　但这种官企协调模式只适用于经济增长???[2]。90年代经济泡沫崩溃，日本经济风光不再，因“终身雇佣”不能随便解雇，许多备受冲击的企业背上巨大的成本包袱、面临生存危机。泡沫崩溃后不久的1995年，“经团联”发表了《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挑战的方向和具体措施》，呼吁企业不要拘泥于过去的雇用传统，大胆推进劳动力弹性化和流动化以削减人工费用、降低成本。该报告使企业有了理论支撑，许多企业立即响应。1999年《劳动者派遣法》修订后，大企业纷纷把薪酬制度改向绩效薪酬制、终身雇佣制改成短期契约制，放弃了对员工终身生活的保障。 　　“终身雇佣制”渐变为“终身雇佣”与“派遣劳务”结合的“组合雇佣”的直接后果就是正规劳动者数量急降和临时劳动者大增。1990年正式员工占被雇佣者的79.8%，而2010年只占65.6%，占劳动人口的1/3[3]。2007年，派遣劳动者达321万人，其中234万是工作不稳定的登记型派遣劳动者，占派遣总数的70%[4]。正式与非正式员工的收入差距非常大，即使职业、工作时间相同，非正式员工的平均工资只有正式职工的64%[5]。 　　由于临时员工收入受经济形势影响大且工作不稳定，收入难以保障，正规与非正规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大大地拉开。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批新的“劳动贫困群体”，这些人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摆脱贫困，成为“劳动了也吃不饱”“没有工作场所”的人。至少对这部分人来说，员工和公司之间构筑的“缓冲地带”消失了，个人必须直面社会生活的各种风险。 　　二、综合开发社会统合 　　大企业承担了对产业劳动者的统合责任，此外还有大量农村、渔村等边远地区的劳动者。这部分劳动者受客观条件限制，成为难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的边缘群体，与城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这些劳动者的统合，直接关系到城乡格差和社会稳定。 　　战后因超预料的高增长，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具吸引力，包括人力等各种资源不断流向大城市。自战后到1990年的约40年中，农村人口由总人口的60%以上锐减到5%[6]。因外流的多是青壮年劳动力，农村的一些交通、防灾等生活基础都处于难以维系的衰败状态，有些地区甚至连基本的社区生活都难展开。农村缺乏活力、农民收入难提高等问题严重影响地方的持续、均衡发展。据统计，人均收入前五位和后五位县的差距在1955年是2.1倍，而经历6年高速发展后的1961年则达到2.4倍的最高值[7]。 　　为解决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当然不仅为了解决该问题，还包括刺激经济、拉选票等目的），日本自1961年先后推出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全综）。二全综的投资规模只有130兆～170兆日元，而四全综则达1000兆日元[8]；全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