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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蒙学读物出版 　　〔摘要〕 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空前繁荣，蒙学教育亦特别发达，蒙学读物因此成为很多书坊的主打品种。明中后期蒙学读物的出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故事类蒙学读物因更能激发读者阅读和学习的兴趣而替代“三百千”成为这类图书的主流；在体例上，故事类蒙学读物将传统经史读物中的人物、典故以叙事的形式呈现给受众，更具可读性；在内容上，对既有的文本重新编辑加工，加以注音和注释，使之更加通俗易懂；在形式上，加入大量的插图，使之更加生动活泼；在读者定位上，由于商业社会中的民众仅靠经验的累积是无法应付纷繁复杂的商业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因此除了孩童，很大一部分成人也需要接受蒙学教育，成为这类读物的受众。此外，为满足成年人的需要，这类读物中往往会有些类似百科知识的内容。 　　〔关键词〕 蒙学读物；坊刻；《书言故事》；《日记故事》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5-0167-05 　　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在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中，以坊刻为主体的盈利性出版在整个出版业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书商的市场意识大大增强，竞争策略日趋多元化。①在这种情况下，图书的品种也日益丰富，其中蒙学读物成为商业出版中的重要门类。与前代以及明前期相比，这类读物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编纂形式活泼，其受众也不局限于孩童。 　　一、明中后期蒙学读物刊刻的盛况 　　明代的蒙学教育非常发达，基层城乡普遍设有社学，除此之外，还有私塾和宗族成立的义学、乡学，这些都担负着蒙学教育的职责。另外，明中后期，在江南等地区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垮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各个阶层的人们裹挟进商业社会中，而商业社会需要人们具备一定的知识，这也进一步促进了蒙学教育的发展和蒙学类读物的出版。 　　明前期，蒙学读物的种类比较单一，主要是过去流传下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书又俗称“三百千”）和《小学绀珠》等，或在此基础上增删，或推出续编本。除《千字文》系南朝梁武帝时编纂的外，其余都成书于宋朝。这类读物在当时???受重视，明中后期的思想家吕坤在其所著《社学要略》中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②但这类读物流传到现在的明刻本很少，而且明代的书目文献也鲜有记载。笔者查阅了大量书目，发现现存明版的这类读物仅有万历年间胡文焕文会堂、崇祯年间毛氏汲古阁刻的《小学绀珠》。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这类图书属于教材性质，类似于今天的中小学教科书，用过之后就随手扔掉，没有人特意保存；二是一般情况下，这类蒙学教材在时代的演变中总是有人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原有的刻本总是被后来的刻本所替代从而失去继续存在的价值，如《三字经》虽然系宋朝时成书，但此后不断有人修订，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两种内容不完全相同的版本实际上是到清朝才基本确立的。 　　①转引自长泽规矩也《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三辑，“解题”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明中后期，蒙学类读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急剧增加。沿袭前朝的做法，明中后期的知识分子编纂了很多教材性质的蒙学读物，最著名的有约嘉靖年间吕近溪编纂的《小儿语》和稍后吕坤编纂的《续小儿语》，万历年间萧良有编纂的《蒙养故事》、明末程登吉编纂的《幼学故事琼林》等。这几本书在晚明清都非常畅销。《蒙养故事》刊行后，崇祯年间的杨臣铮又作了增补，改名为《龙文鞭影》，该书很快成为一本教材性质的启蒙读物。光绪年间，李恩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校正和补充，在序中，李恩绶说：“明贤《龙文鞭影》一书，风行已久。童子入塾后，为父师者，暇即课其记诵，盖喜其字句不棘口，注中隶事甚多也。”〔1〕这几种蒙学读物虽然很受欢迎，但鲜见明刻本传世，原因如前所述。 　　无论是“三百千”还是《小儿语》和《续小儿语》，这些教材性质的蒙学读物都采取了排偶和韵语的形式，读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但这类读物也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就是过于追求易记易诵而忽略了趣味性。这些蒙学读物虽然背后都蕴涵着丰富的内容，但文本本身缺乏故事性和可读性。《蒙养故事》和《幼学故事琼林》虽然开始采用“故事”的形式，但仍然以排偶和韵语为主，“故事”主要是注解性的。另外，“三百千”之类的读物乃至《蒙养故事》和《幼学故事琼林》，内容都比较浅显，主要适合幼童，八岁以上的儿童就要学习更深的知识，前引吕坤《社学要略》中的话亦说明了这一点。随着商业出版的迅速发展和通俗文化的兴起，明中后期，一些书坊主和作者开始将蒙学知识与通俗读物嫁接，推出了一大批故事类的蒙学读物。故事类蒙学读物的编纂在宋元时就开始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南宋胡继宗编纂的《书言故事》和元朝建安人虞韶编纂的《日记故事》。这两部书因其注重故事性，在明前期就一直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