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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难民上海记忆 　　“来到上海下船后，我惊呆了，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们一家住在上海一条小弄堂里，只要家里的窗户玻璃没涂上黑漆，巡逻的日军就会朝我们大骂‘八格牙路’；” 　　“我们这些犹太小孩喜欢坐在屋顶上，看美国战斗机与日军战斗机缠斗；” 　　“后来我才知道，和欧洲的犹太人比起来，我们就仿佛生活在天堂里。” 　　二战期间，沦陷于日寇之手的上海，却意外地成为欧洲遭迫害的犹太人的避难所。关于这段经历，能从美国和以色列档案馆中大量获取资料的美国“Rebel Child”制片公司，新近推出纪录片《上海犹太区》，向世人展现了二战期间上海犹太难民的真实遭遇。 　　去上海的船上疯狂进食 　　从1933年开始，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势力在德国逐渐壮大，他们向德国人疯狂灌输种族歧视和暴力思想，犹太人因此遭殃。1938年，一名年轻犹太人被纳粹党对他父母的虐待激怒，在巴黎刺杀了一名德国外交官，纳粹以此为借口，对犹太人展开打击。 　　历史学家大卫·康齐勒称：“一时间，几乎所有德国犹太人都在寻找出路。德国境内各国领事馆、大使馆的门前都挤满了想逃出德国的犹太人。”犹太人艾雯琳·皮克·鲁宾回忆道：“当时美国领事馆关上了大门，再也不发签证。”犹太人贝蒂说：“你去不了美国，也去不了英国，因为没有护照和签证，这些国家的签证额度很少。”犹太人阿尔弗雷德·科恩说：“当时我家在柏林的豪宅被一群德国人占了，其中一个人是德国空军的高官，他警告我父亲：别去欧洲其他国家，因为德国将征服欧洲。” 　　历史学家康齐勒表示：“突然，德国的犹太人们发现了一个之前没人想到的避难天堂——2.9万千米之外的上海，中国的商业中心。当时上海已经有不少犹太人：如从巴格达等英国殖民地区陆续移居上海的犹太人，他们大多在上海经商，讲英语，很富有，如沙逊等；还有一种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从俄国辗转至上海的犹太人，他们同样富裕。”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学家伊莲娜·艾伯教授说：“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地区的外国人护照管理权就不在中国人手里To当时侵占上海的日本军队???要掌控护照的管理权，但在上海的西方势力从中阻挠，西方人不希望在上海的外国人受控于日本。结果，上海的护照管理实际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为欧洲犹太人打开了逃往上海的大门，他们只需搞到签证（用于买船票），就能来上海。此外，那时日本人虽然和德国人走得很近，但他们不想得罪美国犹太人，那时和现在一样，世人眼里的犹太人有钱有权，所以，日本人想通过允许上海接纳这些犹太难民，来讨好美国犹太富豪。” 　　犹太人西格蒙德·托比亚斯回忆道：“那时家里的银行账户被德国人冻结了，我们变卖全部家产，终于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我们先坐火车去意大利的港口，然后上了一艘前往上海的日本邮轮。在船上，妈妈每天都让我狂吃东西，因为她不确定到了上海后，一家人究竟会遭遇什么。” 　　“弄堂里弥漫着臭味” 　　“来到上海下船后，我惊呆了。”犹太人哈罗德-简克罗维奇回忆道：“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又脏又热又潮湿。”历史学家伊莲娜说：“当时被日军霸占的上海虹口饱受战争摧残，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大多居于此。”犹太人艾雯琳回忆道：“我们一家下船后就住在虹口，大多数从难民船下来的犹太人都住那里。虹口的街上人多、味道难闻，成千上万人来来往往，街上到处是中国乞丐，太可怕了。我爸爸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为我们租了一套小房间，然后我们全家人都住了进去。那里没有抽水马桶，甚至连公共厕所也没，我想那里的卫生条件是世界上最差的了。” 　　历史学家伊莲娜·艾伯教授说：“上海那时没有做好接受犹太难民潮的准备。随着一船又一船犹太人的到来，1937年年底，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这些新来的犹太难民住哪里，吃什么？绝大多数难民身无分文，纳粹没收了他们的家产。”随后，早先移居上海的一批犹太富商，如沙逊等人首先伸出了援手，他们建造了一批食堂和由学校临时改成的宿舍，供难民吃住。但随着德军入侵欧洲各国，从波兰等国涌至上海的犹太难民越来越多，更多的犹太人组织参与了救助活动，如美国犹太人援助组织JDC。不久后，JDC成了在沪犹太难民最倚赖的救助团体，JDC建立了难民所、食堂以及流动医院。 　　犹太人艾雯琳说：“那时住难民所的犹太男人大多穿得西装笔挺，女人也穿着华丽的套装和高跟鞋，这些他们都是离开德国前临时买的新衣服，他们在上海没有什么可替换的衣服。虽然我们一家并不住在条件恶劣的难民所里，但那时虹口整体生活条件都很差，水一定要烧开才能喝，各种瘟疫肆虐。”犹太人哈罗德说：“那时虹口的弄堂里总是弥漫着一股臭味：每天早上，会有一名中国妇女把你家里的马桶拎出去，然后把大便倒进马车上大桶内。夏天每逢大雨，街道必定被淹，出行甚至要游泳。” 　　中国难民的日子更惨 　　在上海的犹太人开始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