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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日本对伪满“内部统辖”制度 　　摘要：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伪满洲国实施“内部统辖”制度，通过在伪政权中安插大量的日系官吏，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和次长中心主义，实行“火曜日”会议制度，将伪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一切权力都紧密地掌握在他们手中，推行日本的侵略政策，东北人民从此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经历了14年的亡国奴黑暗岁月。 　　关键词：“内部统辖”；总务厅中心主义；次长中心主义；“火曜日”会议 　　中图分类号：K2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50-03 　　1931年日本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对于采取何种统治方式，才能稳妥巩固地占有东北，最大程度地拥有日本在“满蒙”的侵略利权，就成为日本侵略者所面临的根本性战略问题。经过多方面权衡利弊，日本帝国主义确定了成立伪满洲国，由日本人实行“内部统辖”的基本方针原则，并采取一系列严整有序的措施，使之充分地加以实施，在东北建立起具有鲜明独到特点的殖民统治秩序。 　　一、“内部统辖”方针的出笼 　　大陆政策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既定国策，日本军国主义对侵占中国东北的图谋由来已久。与阴谋发动事变相始终，早在1929年—1931年间，关东军、陆军参谋本部内一些积极的军国主义分子，就开始策划、制定日后占领东北后的统治方案，在《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等报告中，对此都提出了独自的设想预案。 　　“九·一八”事变以后，关东军最初倾向于实行由石原莞尔等人倡议的将“满蒙”直接并入日本本土的方案，但东京的陆军中央部顾忌到该案对于中国东北领土的侵略野心过于赤裸，必定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以及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因此说服关东军放弃了这一计划，“将满蒙作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为上策，但鉴于以往的情况，目前突然采取这一步骤恐将徒然引起国际上的议论。”[1]433至于陆军中央部所主导的组织成立亲日政权，由日本人进行“内部指导和操纵”的计划，亦遭到来自侵略中国东北的急先锋关东军的极力反对，“如果以为仅仅树立独立政权，便可以按照帝国的意图实现其计划的想法，只能是空想”，[2]374无法做到使这个政权能完全服从于日本人的支配，不利于全面贯彻实行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政策。 　　在对东北的统治方略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关东军采取了折中方式。1931年10月24日，关东军参谋部重新制定抛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力主建立一个“独立的满蒙新国家。它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一管理，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中。”[3]232这一方案综合了此前关东军和陆军中央部的意见，一方面可以用来欺骗舆论，麻痹东北人民的斗志，待到时机成熟后再直接吞并东北；另一方面又可以引诱中国人中的某些利令智昏者为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不惜充当汉奸为日本人效力，扩大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基础，因此是一个极其阴险毒辣的计划。由于关东军在侵占整个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出力最多，对东北当地的实际情形也更为了解清楚，关东军的意见遂显得举足轻重。经过关东军的多方斡旋，并于1932年1月派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回国进行汇报，关东军的构想最终成为日本朝野上下各界人士的共识。1932年3月12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了《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的决议，基本上采纳了关东军的主张，在此基础上强调指出：在这个“新”国家里，“特别要使日本人成为领导骨干。”[4]205 　　至于如何对伪满各级政权进行实际操控，1932年6月关东军以参谋长桥本虎之助的名义，率先制定出台了《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提出要由关东军代表日本政府对伪满洲国家行使“内部统辖”，关东军司令官承担对伪满洲国进行总体“指导”的重任，“一切均由帝国政府通过关东军司令官（驻满全权大使），通知满洲国使之付诸实施”，负责实现日本对伪满的全部侵略要求；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作为平时从事具体“指导”工作的专职机构；关东军操纵伪满洲国的途径，则主要通过在傀儡政权中的“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5]640-641。由于关东军的计划考虑得比较周全可行，日本内阁再一次接纳了关东军的建议，于1933年8月8日通过了著名的“八·八阁议”，即《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确定日本应对伪满傀儡国家的国家根本组织、国防、治安、外交、经济、内政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指导”，“在现制关东军司令官兼驻帝国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系官吏来实质性地进行”，为此要特别地“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制度”[5]589。 　　当然，光凭日本侵略者单方面的举动，如果没有伪满的汉奸与之相配合，上述这些侵略意图也就缺乏任何存在的外交法律依据，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而无法变成现实。也正因为如此，日方逼迫溥仪等高级汉奸签订卖国条约，使他们的侵略行为披上了一层“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