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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时记者》历史沿革、文本内容和办刊特点 　　摘要： 1938年创刊的《战时记者》的传播内容主要为新闻学理论研究与探讨、对战时新闻学的业务性指导、新闻史研究、进行新闻学教育等几个方面。广泛介绍、园地公开、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和交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是《战时记者》的重要特点，也是该刊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受到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战时记者》；新闻领导权；传播内容；读者需要 　　中图分类号：G 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2 　　新闻学刊物是新闻学发展的重要园地和有力推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中国相继诞生了两份新闻学刊物，一份是由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创办的《新闻记者》，另一份则是由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创办的《战时记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者在当代大陆新闻史研究中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和青睐，而后者则由于主办者属于国民党系统人士，虽然在当时销行颇广，影响很大，但在大陆的新闻史叙述中，长期默默无闻。这无疑大大影响了人们对中国新闻学术演进路径的正确认知。有鉴于此，下文以《战时记者》作为研究文本，在对该刊的编辑宗旨、内容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力求对该刊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 　　一、《战时记者》的创办缘由和目的 　　一个好的新闻学刊物，通过发表优秀研究成果，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给作者以深刻的启发，并激励新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观察，从而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达到推动新闻学进步的目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新闻学还是一个刚刚破土而出的学科，新闻学刊物园地里基本上是一片荒芜的景象，直到1927年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刊》的出现，中国才算有了真正的专门性新闻学理论刊物。此后，虽然间或有新闻学刊物诞生，但大多旋生旋灭，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在这些刊物中，1938年9月1日问世的《战时记者》，是一份在当时作出过较大理论贡献，但却在后世几乎被人们有意或无意遗忘的刊物。据笔者查阅文献所及，新中国建立后，新闻史学界提及《战时记者》的寥寥无几，即便涉及，也多一语带过。刘家林先生的《我国现代新闻学刊物及专版简介》专文中，在列举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新闻学刊物时，仅仅有“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发行的《战时记者》（由杜绍文主编，1938年9月1日出版）”[1]一句。该文在有关介绍之后，作出了“以上所列新闻学刊物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新闻记者》、《新闻学季刊》和《报学杂志》等三种”的结论，显然是将《战时记者》归入了“影响不大”的新闻学刊物行列。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以材料丰富著称，但在叙述相关新闻史实时，只有“此外，有些地区和学校，也成立了新闻学研究机构，开展学术活动。如1939年浙江成立浙江新闻学会，出版期刊《战时记者》及新闻学著作”的简略介绍，而且颇多错讹。①其他有关新闻史著作在提及《战时记者》时，一般也都没有超出如上所述。对该刊进行专门评述的文章，目前似乎只有《〈战时记者〉：抗战时期的重要新闻学刊物》[2]一篇短文。大陆新闻学界对《战时记者》的这种历史定位和衡估，与实际有着很大的距离。尤其是在《战时记者》与几乎同时期的另一份新闻学刊物《新闻记者》相比时，明显地感觉到新闻史学界在研究和分析中表现出厚此薄彼的偏向，对《战时记者》历史贡献的评价，既不准确，更不公道。 　　《战时记者》，月刊，1938年9月1日由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创办，每出12期为1卷。第1卷至第2卷的第5期，即1940年1月之前的17期，由杜绍文主编。杜绍文在编完第2卷第5期后，即“请假离浙”赴湘。第2卷第6期之后，即由汪远涵任主编。不巧的是，当汪远涵接编之始，“萧绍突告吃紧，预备发排的稿子只得又重新封存起来。”结果一直延宕到1940年4月1日时局方有好转，汪远涵只得将第6、7、8三期合刊出版。而第2卷第11期（七月号）又“因奉令与金华出版之各报合出抗战三周年联合刊”，该刊只好以联合刊代替《战时记者》第11期向读者寄送。1940年10月，“敌寇流窜浙绍，浙东告紧，因承印厂家工作停顿，”该刊无法正常出版，所以该刊第3卷第2、3、4期再出合刊一次。第3卷第5期又“因与金华出版各刊物合出元旦特刊”，该特刊即替代该刊第5期向读者寄送。1941年2月1日该刊出至第3卷第6期后，终告停刊，停刊原因不明。故该刊前后跨越3个年头，实际上生存了两年半的时间，共独立出版24次28期。从生存状态看，虽然也有合刊、联合刊现象存在，但比较而言，仍可谓是中国现代存在时间较长的连续性最好、发刊期数最多的新闻学刊物了。 　　创办《战时记者》的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成立于1938年4月12日，②为浙江省抗战爆发后最先组成的战时文化团体单位，属浙江省战时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一个专业组织。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