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对陕甘宁边区党建设战略定位与功能设计.docVIP

秦邦宪对陕甘宁边区党建设战略定位与功能设计 　　[摘 要]1937年5月10日，秦邦宪在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苏区组织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秦邦宪对边区党的外部环境、中心任务、工作重点、领导体制、干部教育等问题做了集中阐释，是中共中央对边区党的建设进行直接指导的历史文献。 　　[关键词]秦邦宪；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战略定位；功能设计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2-0027-03 　　1937年5月10日秦邦宪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边区党组织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诸多富有针对性的设想，因此成为其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这是秦邦宪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和边区党组织的自身特点，探索革命战争年代与局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推进边区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见证。 　　一、设定边区党的建设任务的特殊性：承担着向中国各个社会阶层表明自己政治能力的重大责任 　　1937年间，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外部政治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用秦邦宪在《报告》中的话来说，是“从国内战争的不断的武装斗争的环境转变到在国内和平的条件下，争取实现全国的民主共和制与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1]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及苏区人民面前的责任是更加重大了”，[2]要实现对抗战的引领乃至争得抗战的领导权，必须要依靠全党的共同努力。另一方面，边区党的建设必须要在边区政治转型的大背景下不断得到加强。这种政治转型就是“由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转变到普通的民主共和制度”。[3]实事求是地讲，边区政治转型是与国民党进行政治谈判时的一项带有实质性的重大条件，我们党必须完成这一转型。而要让边区党组织从战争环境下走出来，就面临着政治改革的严峻考验。当时的边区留存着战争的创伤，也面临着和平带来的各种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边区党的“工作的环境是更加复杂化了”。[4]而张闻天、毛泽东在党的外部政治环境变化的新形势下，要求把边区根据地作为模范特区来建设。[5]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秦邦宪清醒地认识到边区党本身所存在的缺点，比如一些党员工作作风简单粗暴，一些党的基层组织甚至边区党的领导人还只会用运动式与突击式的方式来推进工作，等等。在短时间内，这些不足不可能因为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边区政治环境的变化、党的政治路线的调整而立即得到解决。更何况在外部政治环境并不单纯的情况下，边区党的失误与缺点很容易被放大、被利用。一句话，“旧的工作方式、习惯、组织形式等等的不能适应新的条件”了，[6]所以秦邦宪在《报告》中给边区党的工作设定了四项重要任务，涵盖了政治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四个方面。 　　一是要彻底地实施民主共和制度并保证在这个实施之中我们党的领导作用，这是边区党所负有的特殊使命，是边区党必须要完成的带有全国性意义的任务。秦邦宪认为，举国动员作迅速与切实的准备以凝聚“民族的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有加无已的”侵略，“争取国内民主制度的实现与这密切的联结在一起”，成为“新阶段的重要的一环”，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新阶段”。[7]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情况下，中国的中心任务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得民族之独立；打倒封建专制的残余，求得民权昌盛与自由平等。因此，在1937年前后，中共边区党组织作为中共中央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的“唯一执行者”，中共的政治路线调整是否正确，不取决于自身的政治宣传，而是取决于其生动、丰富的政治实践，边区党的政治实践，成为检验中共中央政治路线调整的“试金石”。因此，边区党组织承担的其实不仅仅是中共一个派出机构、一个大区域党委的责任，而是承担着向中国各个社会阶层表明自己的政治能力的重大责任。 　　二是“提高工农红军到新的阶段，以战胜现代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为目标而提高军事政治的训练教育到新的阶段”。[8]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向其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军队建设事关中共的“政治家底”，是中共以军事上的胜利求得政治上的成功的极为宝贵的“资产”。而中共手中唯一一块较大的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至关重要的平台，所以边区责无旁贷地具体承办中共中央开办的大量军政院校、全力以赴地供养数万百战余生的布尔什维克的将士，陕甘宁成为中共养兵练兵的大本营。 　　三是“大大的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的水平，特区人民应该成为识字的、智识丰富的文化的人民”，同时“恢复与发展苏区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9]秦邦宪提出的任务从当时来说，是解决如何在短时间内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