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地方立法差异以及所折射问题张朝霞.docVIP

行政问责地方立法差异以及所折射问题张朝霞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地方立法对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和法律体系，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实现了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 同时具有一定的立法共性。但是，地方立法行政问责制度还存在一些差异，反映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一定分歧和暴露出的问题，这是今后立法需要考虑和完善之处。 　　1. 立法依据的缺乏统一性 　　云南省的《问责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只笼统地规定了其立法依据是有关法律、法规。《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根据《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甘肃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根据《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般来说，各地将《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作为立法的基本依据。 　　但是，各地立法依据很不统一，有的以党纪，有的以法律，有的以地方规章为依据。立法依据的差异必然导致其实体内容的区别。由于国家层面对行政问责的多种形式的规范，加剧了地方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分歧。什么法应当成为行政问责的合法、合理的依据这需要进一步明确。 　　2. 问责对象的分歧较大 　　《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第二条规定其问责对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