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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清商人政治地位变化 　　【摘要】明清时期封建商品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新四民观开始兴起并得到广泛传播，商人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晚清洋务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重商主义更是将商人作为振兴洋务的重要力量，绅商这一特殊群体登上历史舞台，把商人阶层的政治角色推向顶峰。可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商人阶层始终匍匐在强大的官权之下，无法成长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关键词】明清商人 政治地位 官僚 中西比较 　　新四民观的兴起和传播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国家政权影响力增强，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评价越来越高。明末清初的商人则提出了名利相通，义利相通的观点。明清时期封建商品经济获得空前发展，商人经济地位也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士贵商贱”作为传统观念依然广泛存在。 　　这种巨大的地位差别，无疑使众多商人心理自卑与失衡。但是，在越来越多的商人们眼里，士商并无对立，更没有阶层地位的差别。士与商都是一种追求生计的职业而已，无非是职业技能要求和方法不同，两者实质上并不存在相互排斥，作为在相同目标下不同的实践，两者甚至还颇有共通之处。 　　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群体的财富增加，经济实力增强，他们要求提升政治影响力的愿望也日渐强烈。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观是套在他们身上的思想枷锁，提升商人政治地位的突破口也正在于此。 　　对创造社会财富的贡献，是商人阶层提升其政治地位的重要筹码。在这一点上，排在他们之前的“农”和“工”是不如他们的。关于这一点，连《汉书》都不得不承认：“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①，尽管这是对“农”的地位沦落的慨叹，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商人创造财富的成就。 　　针对传统的“商居四民之末”的观念，一些商业发达地区的商人不仅不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而且还进一步产生了商重于农的观念，彻底颠覆传统的农本商末。在山多地少土薄人稠的徽州，粮食产量不高，就算是丰年也要倚靠从江楚一带贩来的粮食才能饱食。所以在徽州，商人的商业活动不仅能创造财富，更关系到人民的生存。在徽州的商民之中，产生商重于农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绅商的出现 　　商人阶层与士绅阶层的对流：士商相混。伴随着新四民观的兴起和传播，从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到内地的繁华市镇，越来越多的官吏和士人开始兼营工商。一般来说，无官职的士人经商，多出于仕途不顺，借商贾维持生计。《泉州府志》卷五十九曾记载：“黄继宗晋江人，幼慧，习举业。即长，父没家贫，稍治生”；“杨宗叙晋江人，幼警敏。以贫辍儒业”。当然，士绅从商原因很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出于经济目的。 　　事实上，在士绅们纷纷投身商海的同时，商人阶层也在向士绅阶层流动。在传统社会里，当官是读书人的特权，不是儒士一般都不能当官。所以，就算穷困儒生也有令人敬畏之处：谁知道他哪一天登科及第做了官呢？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讲到的范进就是一个典型。更有甚者，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政府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居然开始实行“纳监”制度，就是说，只要向政府缴纳一笔钱粮，就可以进国子监读书，出监之后还可以做官。刚开始，这个政策还有资格限制，即只有秀才可以纳监，到后来，新政策规定：不管什么人，只要能够加倍缴纳钱粮就可以进入国子监，终于使得纳监成为与科举并行的制度。结果巨富之家纷纷掏钱纳监，国子监太学生人数直线上升。随后，这项政策又开了捐银纳官之例。据弘治末年吏部尚书马文升的统计，当时1200名京官中，有八百余人的官衔是用钱买来的。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儒生的地位一落千丈，拥有钱财的多少渐成评价政治地位高低的首选标准。商人阶层成了令人艳羡，同时又让儒士嫉妒和痛恨的群体。 　　晚清重商主义兴起。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被迫向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过渡，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次整体重构，正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生产方式的强势冲击，晚清重商主义顺势兴起。早期工商资本家和维新思想家郑观应首倡“商战”。他在《盛世危言》中分析认为：仅仅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都不足以挽救豆剖瓜分的危局，只有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在商海中竞争成长，壮大我国的经济实力，才是治本之策。他还谈到日本的例子。日本效法西方各国，振兴制造和商务，光绪四年至七年，日本外贸赤字22.7万元，而光绪八年至十三年，日本外贸盈余竟然高达5280万元。这种变化正是商战所带来的，它是抵御西方入侵，推动国家崛起不可替代的手段。所以，郑观应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②。晚清的重商主义强调工商并重，典型的论者如薛福成，他曾出使西欧四国，深谙西欧工商兴盛之道，西方先进国家以工商立国，他已经意识到工业生产乃是商业发展的基础，这也初步指明了传统商人的角色转换的方向。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从东南沿海到内地各个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