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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日本皇国教育观确立及实践
战前日本皇国教育观确立及实践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日本皇国教育观的确立及实践的讨论,认为日本政府为达到培养国民对政府的盲从,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野心,选择了以天皇为象征的皇国体制,不断将天皇神化,通过教育实践将这一观念灌输给日本国民,因此得出日本近代教育实际上逐步沦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一结论。
[关键词] 皇国教育观;政治服务;教育实践
一、皇国教育观的确立
自由主义在欧美的实践虽然极大调动了社会的潜力,但是也伴随着极端个人主义与分散国家中央集权的危险,而这种以尊重个人价值为核心的思想显然与日本先力求国家发展的现实政治目标相矛盾。明治时期的思想家逐渐由关注民权转向关注国权也就不再是某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结果。
明治政府于1868年4月公布的国策纲领《五条誓文》中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可以说是日本政府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宣言。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其逻辑结构:“求知识与世界”只是方法,而“大振皇基”才是目的。而这里的“皇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体现了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但另一方面,这时尚未真正掌权的天皇,更可以说是日本民族与国家的象征,而“大振皇基”的内涵体现了明治维新的领导人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崛起的政治目标。
1879年8月,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颁布了《教学大旨》,规定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如下:“教学之要,在明仁义忠孝、究智识才艺、以尽人道,此乃我祖训国典之大旨、七下一般所教之处。然晚近专尚智识才艺,……”学界一般将《教学大旨》作为日本教育教育中儒教复活的标志,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教学大旨》意在借“忠孝”之名以强化“国家”观念的本质,以此来强化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确立教育为国家的目的,而《教育大旨》的颁布,也强化了实用主义教育原则与国家主义教育目的的结合。
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教育敕语》,公开宣示教育为国家的思想,并将其法制化、权威化、神圣化,进而在教育实践领域广泛推广。《教育敕语》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为服务于日本???时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现实,规定了“教育为国家”的根本目的。也就是通过教育培养“义勇奉公”的国民,以达到“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教育目的。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规定了教育中德育的基本内容。第三,以天皇为国家象征,凝聚日本国民。内容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样使每个国民都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紧密连为一体,最后达到“亿兆一心”、“扶翼皇运”的政治目的。
二、皇国教育观的实施途径
1、神圣化、宗教化天皇的国家象征地位
1872年9月4日,明治政府颁布第214号太政官布告,以此为标志开始实施新的《学制》。1874年6月,政府向东京开成学校下发天皇像——“御真影”(向学校“下赐”天皇像之始)。并与同年10月,出席该校开学仪式,并向学校与在校外籍教师颁发敕语,这成为近代日本天皇向学校颁发敕语的开端。此后,天皇先后出席了各类学校的开学仪式并颁布敕语,并出行巡视全国各地的学校。可见,在“学制”时期,教育实践中“宣扬维新后成立的近代天皇制国家统治的正统性、培养民众的国家意识”的理念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1879年9月颁布《教育令》至1886年3月公布《帝国大学令》,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并两度修改《教育令》,逐步修改了“学制”确立的近代教育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明治政府利用各种学校仪式强化天皇的宗教性。1881年 6月,文部省公布《小学校节日大祭日仪式规程》,详细规定了“奉读”《教育敕语》的程序:“第一条:纪元节、天长节、元始祭、神尝祭、新尝祭等节日,校长、教师及学生一同汇集会场,举行以下仪式:一,校长、教师及学生向天皇陛下及皇后陛下行最敬礼,且奉祝两陛下万岁;二,校长或教师奉读《教育敕语》;三,校长或教炳根据《教育敕语》,诲告圣意之所在,发表与该节日、大祭日相应之演说,如讲述历代天皇之盛德宏业、节日及大祭日之由来等,务以涵养忠君爱国之志气;四,校长、教师及学生合唱与其节日、大祭日相应之歌曲。”而通过这一宗教式的活动,“皇国”教育观也随之被普及化、权威化、神圣化。
2、通过道德教育强化学生的皇国观念
修身课是日本近代学校教育中的道德教育课,在先后两次修改教育令和学校令时期,修身课逐渐沦为宣传皇国观念的工具。
在教育令时期,一改一直以来修身课的辅助地位,将其列为各课程之首,并不断增加修身课的课时。在内容上强化“尊皇”观念,于1883年出版的《小学修身书》中,写道:“应以孝行父母之心尊敬吾之皇上。以孝事君即为忠。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应常于内心祝愿皇室永远繁荣。我之君,千代八千代,小石成岩石,直至生苔。”
在学校令时期,在初等教育领域,1891年11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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