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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意味与持中之道郭秉文教育管理学思想 　　摘 要：郭秉文不仅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重要开拓者，也是我国现代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他的教育管理学思想有着鲜明的教育意味和“持中”感。一方面，他重视教育管理的教育性，主张教育要面向所有公众，教育管理应具有公共精神。另一方面，他也坚信教育管理是一种持中之道，认为合理的教育管理应恰当地处理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注重教育管理的本土情境；应深入地考察过去与现在的关联，提升教育管理的历史感；应审慎地辨识激进与保守的利弊，意识到教育改革的渐进性。 　　关键词：郭秉文；教育管理学思想；教育性；持中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2-0084-06 　　收稿日期： 2013-01-2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江苏教育管理名家研究”（09JYB008） 　　作者简介：陈学军（1978-），男，江苏兴化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与领导研究。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对郭秉文思想的探寻不在少数[1]，但既有研究多专注于郭秉文办学治校实践与思想的考察，而缺乏对其学术思想的梳理与剖析。事实上，郭秉文不只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开拓者，也是我国现代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开创性人物。本文以其《学校管理法》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两本著作为依据，提炼了郭秉文对于教育管理的五个一般性主张。透过这些主张可以发现，郭秉文的教育管理学思想有着两个极其鲜明的特点：一是重视教育管理的教育意味，坚持教育管理的教育性与公共性；二是强调教育管理的持中之道，倡导教育管理在世界与中国、过去与当下、激进与保守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一、教育管理的教育性：为了教育而管理 　　郭秉文在《学校管理法》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学校管理法不是管理者可以武断擅定的，而是要依据管理的原理确定，其有三个具体的标准：一是要以学校之治安能否维持和校务之进行能否辅助为标准；二是要以儿童天赋性质能否修养为标准；三是要以社会需用之人能否培养为标准[2]（P3）。这三个标准中，第一个标准强调的是教育管理的管理职能，后两个标准则侧重教育的要求，即教育管理要以能否促进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为标准。同时，郭秉文还指出，这三个标准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维持学校治安与辅助教务进行，虽是学校管理者的天职，但“学校之所以建设，校务之所以整理”，并不是为“学校校务本体之治安进行”，而是为了“运用此机关修养儿童天赋之性质与培养社会需用之人物”。那种“但求学校之治安与校务之进行，而妨碍儿童身心之发育，造就社会之游民废物”的态度与做法是不可取的[2]（P3-4）。换句话说，在郭秉文看来，教育管理是为了教育而管理。在教育管理的管理职能与教育要求之间，教育要求的达成是首要的，管理职能的履行则是从属性的，是为促进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 　　正是基于“为了教育而管理”的理念，郭秉文提出了各种极具教育意味的教育管理主张。首先，他强调，教育管理一定要以学生个体之天性为基础，以“学生”为教育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郭秉文没有纠缠于哲学层面有关人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分析，而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指出，现实中学生的种种性质倾向“有善恶之分、有发现早晚之分、有发展快慢之分、有长幼男女之分”[2]（P4-9）。这种“万世万国终无二人有同一之性质”的现实，意味着学生不可“用同一之方法以管理之”。而是否以学生天性为基础，以及能否促进学生天性发展，也成为判断教育管理善恶的标准。那种能够保存学生“固有之个性，而善为损益”的管理，才是管理学生之善法[2]（P10）。反之，则是管理学生之恶法。将学生个性的保存与发展而不是教学秩序或管理的经济性，作为评判教育管理优劣的标准，最为直接地说明了教育管理是为教育服务的，要以育人为本。 　　其次，郭秉文强调，作为教育组织的学校有着与其他组织不同的特征和使命。当时，受教育民主化与学生自治运动的影响，很多教育管理者主张变革传统的学校组织，将学校组织为家庭、城市或国家等。对此，郭秉文认为，从“养成遵守法律，奉行命令之习惯及独立之智能与合群之精神”的角度出发，可以引导学生将学校组织为家庭、都会或国家。但在此过程中，既要“注意于精神，不可但效其形式”，更要避免“模仿过度”而“学校反失其本体之功能”的问题。这是因为，“学校究非家庭与都会、国家也”[2]（P16-17）。将学校组织为家庭、都会或国家，并不是真的要把学校变为家庭、都会或国家，学校就是学校，它是为了达成教育目的而设的组织。因此，无论哪种组织形式，都需明确三个标准：第一，要计算何种组织形式最有教育之价值与完善之效果；第二，要考察何种组织形式最易培养道德与消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