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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新词与社会“共变” 　　摘 要：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阐释社会进程中的政治因素、信息技术和社会生活对语言的影响，并通过外来词、新造词和旧词新意词分析新词的语言学特征。 　　关键词： 词汇变迁 社会因素 语言学特征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我国更大范围地推进改革开放及经济体制改革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新词层出不穷，彰显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一、共变论 　　语言和社会的相互影响随着语言的产生就开始了，但真正将语言与社会的研究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1964年，美国学者布赖特（W. Bright）提出“共变论（the Theory of Covariance）”来观察词汇和社会这两个变数的互相作用和影响[1]。“共变论”简洁明确地指出：语言受到社会变量的影响，应该加以研究，但因缺乏具体的研究图景而宽泛笼统。 　　我国学者陈原[2]把“共变论”命题看做是：“语言和社会这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在研究社会语言学的过程中，陈原把语言和社会“共变”原理分成两个方面：其一，从社会生活变化观察语言变化；其二，从语言（诸因素）的变化解析社会生活。相对于布赖特笼统的“共变”命题，陈原的研究更结合实际，具体易懂。本文依据该理论尝试从新词角度考察词汇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二、词汇变迁因素 　　1.政治因素 　　党的十五大阐明并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理论（theory）、邓小平（Deng-Xiaoping）、中国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社会主义（socialism）是那届党代会提及最多的词汇；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在2002年，“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和发展（development）成为影响中国最大的词汇；同样，党的十七大上阐述了“科学发展观（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随之，构建（building）、科学（scientific）、和谐（harmonious）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化进程中最抢眼的词汇。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以上三次党代会的重心从“邓小平理论”转向“科学发展观”，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进步。尽管政治类新词数量少，在新词比例中只占2.1%[2]，但“全面建设???康社会（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和谐社会（harmonious society）”、“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富强、民主、文明（strong，prosperous，democratic and culturally advanced）”等都是影响力重大的词语，反映出中国政治民主的重心更趋向于以人为本。 　　2.信息技术 　　（1）电子技术（electronics）对语言影响最为深远，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新词补编中定义前缀“e-”为“用以构成与以电子文本公布或交流信息有关的词”。在通讯交流上，人们可以收发e-mail，用e-money进行e-shopping，相互赠送e-cards，在休闲时，阅读e-book或者e-journal；在政治领域，政府官员也尝试电子化，通过e-government处理社会问题，在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上发布信息。 　　（2）已进入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网络（cyber），是影响汉语词汇的第二个关键因素。牛津高阶英汉词典新词补编中定义“cyber-”：与计算机通讯有关的。以cyber-为前缀的新词有：cybercommerce，cybereconomy，cyberpunk，cybernation，cybersabotage，cybercrime，cyberzines，cybersquat，cybersurfer，cyber-shopping，cyber-money，cyber criminal，cybernaut，cyberphobic，cyber pirate，and cyberspace. 　　网络（cyber）似乎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人们可以进行网上旅行（on a cyber tour），饲养网络宠物（cyber pets），还有网络警察（cyber cops）制止网络黑客（cyber hackers）[3]。 　　3.社会生活 　　（1）一些汉语词汇已成为过去时代的象征，逐渐从生活中消失，如大哥大（GSM mobile telephone）、家书（letter）、寻呼机（Beep pager）、分币（cent）、万元户（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