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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起诉便宜主义制度完善 　　摘 要：起诉便宜主义在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着直接的体现和广泛的运用，已成为了刑事诉讼的国际趋势。起诉便宜主义是顺应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要求，具有合理性基础的不起诉制度的原则之一。应扩大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不起诉制度中的适用范围、扩大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以此来完善我国不起诉制度的不足，提出扩大相对不起诉范围、引入暂缓起诉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的构想。 　　关键词：起诉便宜主义；不起诉制度；问题；完善 　　起诉便宜主义，又称起诉合理主义、起诉裁量主义，是指检察官对于存有足够的犯罪嫌疑，并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斟酌决定是否起诉的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起诉具有启动审判的效力，不起诉则具有终结程序的效力。起诉便宜主义集中表现在不起诉制度中，我国不起诉制度包括三种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绝对不起诉情形、第171条规定的存疑不起诉和《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款规定的相对不起诉，而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主要体现是相对不起诉，因为绝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不需要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所以只有在相对不起诉的情形下检察机关才拥有起诉裁量权。 　　一、起诉便宜主义的法理基础 　　（一）刑罚目的观转变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局势更迭，在政治局势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化、人们观念的更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刑罚的目的不再是单一的惩罚目的，人们开始重视刑罚的教育功能，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预防犯罪要比惩罚犯罪事半功倍。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使犯罪人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最终的目的是挽救犯罪人，使其能再次融入社会中去，而不是接受惩罚之后重操旧业。正如法国著名学者、新社会防卫论的代表人物马克·安塞尔提出的，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关键在于，以人道主义的刑事政策为基础，承认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义务，把犯罪人教育成为新人、使之复归社会。随着刑罚目的从惩罚到惩罚加预防的过渡，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应运而生，检察机关可以根据不同案件中不同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作出起诉的决定，这样可以更好的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促进犯罪人的悔过自新。 　　（二）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众对刑法目的的进一步认识，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惩治犯罪来维护正常的法律和社会秩序，而是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推行公共利益理念、客观义务理念和诉讼效率理念，并被逐步引起重视。但是，在这里权力与权利之间如何平衡成为了一个问题，如果要强调犯罪控制就要给予国家权力较多的自由，而要保障权利就需对国家权力进行较多的限制。目前的趋势是，针对个体的人权保护和针对整体的公共利益考量，使形势政策的制定中更多的考虑人权保障和公共利益保护，起诉便宜主义就是一个典型体现，虽然赋予了检察机关相对自由的起诉裁量权，但最终目的是维护个体和公共利益，使人们不致生活在微罪被起诉的恐惧之中，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 　　（三）诉讼效率价值的要求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不得不考虑其经济成本。由于刑事裁判的运营和监狱的维持都需要大量的费用，在刑罚谦抑理论的影响下，起诉便宜主义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并且，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要以尽可能少的司法投入，获得最大化的司法效能，起诉便宜主义无疑成为了最佳的选择。检察官不可能起诉进入他视野的所有犯罪，所以起诉便宜主义给予检察官一定的起诉裁量权是合理的。 　　二、贯彻起诉便宜主义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规定中的“犯罪情节轻微”将相对不起诉的范围限制得太窄了，并且还要与“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同时使用，造成立法过严，加上我国目前检察机关对不起诉的严格限制使用，使得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极其微弱。 　　（一）适用不起诉的案件范围狭小 　　我国的不起诉制度的三种不起诉情况除了《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绝对不起诉情形（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和第171条规定的存疑不起诉（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外，《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款规定的相对不起诉适用的情况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除刑罚的犯罪，不适用于重罪，不利于充分发挥起诉便宜主义的机能。 　　（二）“公诉转自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