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第六章 古文化的定型.ppt

第十讲近古文化的定型(上) 一、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看，迨至中晚唐、经五代以迄宋末，发生了第三次转折。前两次文化转折一在春秋战国时期，一在魏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纷呈，堪称元典创制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于焉形成；魏晋时期儒道释多元文化并存，胡汉文化、中印文化大融合，形成别开生面的文化景观。唐中叶开始的第三次文化转折不同于前，它以“安史之乱”为界标，汉唐时代的雄浑气象逐渐转为精致内省的文化风格，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化。  史家普遍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安史之乱”也是中国文化史的转捩点。（清）叶燮《己畦集·百家唐诗序》称，“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不独诗史如此，放大至整个文化史，中唐也可视作“古今百代之中”，即以此为界标，有一前后判然相别的阶段性区分  1．社会经济的变迁 从土地制度角度看，“安史之乱”后，以人丁为本位的租庸调制在中央直属的京兆和各州府被其他形式的赋税制所取代。 两税制的出台和均田制的崩坍，凸显了社会经济关系的重组与改造。 隋唐仍承袭魏晋南北朝“钱币兼用”的传统，到宋代，钱币已经排斥布帛，成为唯一的一般等价物。 尤其是，宋代在商业上的重大突破，就是瓦解了前代的坊市制度。 斯波义信指出，宋代的各种革命（商业革命、都市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在规模和深度上呈现出初期的态势，远不及后来的16世纪、19世纪的变革，但宋代的变化成为后世变革的“祖型”，这是相沿未变的 。 2．文化转折的发生 与社会经济的巨变相适应，文化史也显露变迁轨迹。此以唐中叶的文化领军人物韩愈为旗帜。 陈寅恪曾历举六端，以品评韩愈在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包括“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又从文化史分期角度强调韩愈的作用和影响，“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 韩愈虽然排斥佛老，却从佛教衣钵相承学说那里吸取了思想灵感，创制“道统”理论。尽管韩愈的道统说并未达到与佛道心性说相抗衡的哲学高度，但它既排斥佛老又出入佛老的双重品格直接影响到宋明理学的架构。 二、渗透禅机的新儒学——理学 1 ．理学之源 宋明理学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中叶的韩愈和李翱，甚至隋代的王通。所谓“王通之学诚然粗浅，仍不失为唐代中叶学术风气变化的前驱” （唐长孺语）。 王通自诩圣贤，续作六经，今已不传。其弟子拟《论语》所作《中说》，可以窥见“王通之学”的大要。学术界普遍认为，《中说》粗陋，但亦可辨识其有价值之思想。如王通有儒释道合一之论，《中说·周公篇》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伽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这种袒护儒释道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通其变，天下无弊法”，《中说·问易篇》甚至发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吁求。实际上，王通关于诚意治心、心性即理、危微精一等命题的思考，已触及宋代理学家的心脉。 只有到了韩愈、李翱，才打通了魏晋南朝玄学和宋代理学之间的沟渠。如同韩愈一样，李翱的《复性书》在思想理路上虽排斥佛老，也出入佛老。在此过程中，不可忽视李翱的作用。李翱独重中庸性命之学，充分吸取了南朝义理学风的精髓，继承了南朝后期儒玄释兼通的倾向，为下启宋代理学作了很好的铺垫。 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契机，以王通、韩愈、李翱融通儒释的思想为灵媒，经过宋代诸儒的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继元典时代之后精致而完备的思想体系——理学。 2 ．理学的概念 理学，又叫新儒学、道学、宋学。之所以称之为理学，是因为宋代诸儒所建构的崭新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并以之构成哲学思辨的核心范畴。之所以称之为新儒学，是因为理学虽然张扬儒家的人伦礼法，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元典时代的儒家精神与佛教、道教相掺合，使之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新的思想内涵。之所以称之为道学，是因为宋代理学诸子自诩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以“明道”为学问之追求。之所以称之为宋学，是因为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学极盛，这班考据家们心仪汉儒，贬斥宋儒，认为理学徒有空疏之名，遂有“汉学”、“宋学”之分野。 尽管理学名目不一，究其本质，它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兼收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理性的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