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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文本中“政治权利”的字面解释和语法解释 　　一、引言：问题与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学界对我国宪法文本（即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政治权利”概念尤其是其外延的解读，存在着可谓是“针锋相对”的互异主张。兹列举如下。 　　1.狭义说。该说主张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只限于《宪法》第34条所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宪法文本中的公民政治权利rsquo;实际仅仅是指公民的选举权rsquo;和被选举权rsquo;而非其他权利”,至于《宪法》第35条规定的表达自由不是“政治权利”,实际是“与政治有关的权利”.[1]7 2.广义说。该种观点也可以说是主流观点，其主张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表达自由和监督权。“我国宪法第34、35及41条分别赋予公民参与国家制度化政治活动的平等资格权、直接采取非国家制度化政治行动的自由权、对国家机关及其成员的政治性监控督促权这三类基本政治权利，构筑起一幅鲜活的政治权利图景。”[2] 　　3.最广义说。此种观点主张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不仅包括上述广义说所言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表达自由和监督权，还包括平等权、精神自由和人身自由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政治权利的阐述，主要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有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有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等。” 尽管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以上相异的对宪法文本中“政治权利”涵义的解读，但令人遗憾的是，除刘松山教授在论证过程中详细地阐述了其理由之外，其他学者基本上是一种“恣意式”的判断，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过程及其使用的分析方法。笔者认为，正确、合理地解释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概念，廓清其内涵和外延，不仅是从规范意义上构建或重构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需要，也是回答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刑是否合宪的前提。同时，其还制约着对《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1条、第12条）所规定的受案范围的理解或相应立法建议的提出，对《立法法》（第8条、第9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9-14条）相关条文的阐释也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意义，以及已有观点、主张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到正确、恰当的解释方法，以明确宪法文本中“政治权利”的内涵和外延。 　　（二）方法的辨析 　　发现宪法文本的真实含义，在制宪（或修宪）者、宪法文本与解释者三者之间实现理性的交流与对话，依赖于一系列具有实践理性的宪法解释方法、技术与规则的恰当运用。“在对宪法进行解释的时候，具体应当适用哪一种方法，取决于解释案件的具体情况与事实特征，以及解释目的与作用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从宪法解释案例的实际情况来看，采用哪一种方法解释宪法，一般根据宪法解释之目的与功能进行选择。” 虽然在法律及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方面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或僵硬的教条，但学界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是，文义解释是解释的起点乃至归宿，是其他一切解释方法的基础，也是在解释法律、宪法时优先使用的解释方法。“文义解释法是法律解释的基本出发点。”“文法解释是一切宪法解释的基础。”①甚至有学者认为：“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的特质，当其他解释的结论与文义解释的结论不一致时，应以文义解释为准。”[7]80当然，基于宪法相较于一般法律而言其语词所具有的更大的概括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释宪者在运用文义解释方法解释宪法时对文义解释的局限性必须有所体察。② 另外，正确运用文义解释方法的前提在于对该种解释方法及其运用规则有准确、深刻的把握。故此，在运用文义解释方法探寻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概念之前认真辨析该方法是一项必须首先完成的前提性任务。 　　尽管对于文义解释方法的基础性、优先性存在以上共识，但仔细探究的话，学者们在使用“文义解释”这一概念时，其所指称的内涵和外延还是存在差异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甄别，否则将导致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混淆并足以导致解释结论的含混。概括而言，对于文义解释方法之所指，学界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1.字面解释论。谢晖教授认为：“文义解释的基础含义即指法律的字面解释。”“字面解释是一定主体针对法律的字面意义所进行的通俗化的说明活动。实质上，字面解释是针对法律词汇的内涵作出解释。……字面解释并不针对法律词汇的外延，对外延的解释是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任务。”　[8] 　　2.字面解释和语法解释论。李希慧先生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主张：“刑法的文理解释方法，是指从词义和语法结构上对刑法规定的含义予以阐明的方法。刑法的文理解释方法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