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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观念的哲学探讨_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风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贝克、吉登斯等指出,反思现代性意义上的风险观念,不是指洪灾、瘟疫等等“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是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50页)与“安全”意味着可接受的风险相对照,“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同时,风险是保险的社会性放大,是“通过相应的制度化的回应使危险可以预测”,即“危险的辩证法”。(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4页)这样一来,风险观念的确立就不仅意味着“工业社会安全推定”(贝克、吉登斯、拉什,第17页)的危机和“本体性安全”价值观念的断裂,而且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现代文明走向的基本判断。在这个意义上,风险观念“对于所有社会领域、并最终对于我们的个人关系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具有根本意义”。(多德,第234页)正是基于对文明发展的既有价值观念的反思,风险观念强调风险作为现代文明建构的社会复杂性,确立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基本价值观念。一方面,风险观念揭示了所谓“技术安全”与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现代公共安全观念之间无法调和、无法克服的复杂矛盾,摧毁了靠诸如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障机制等“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计算方法”。(贝克,2004年a,第19页)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的风险作为潜在的威胁,其核心价值既不在于过去,即对传统束缚的解放;也不在于现在,即对现代性安全逻辑的强化;而在于未来,即把风险观念看作“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同上,2004年b,第4页)也就是说,风险观念打破了现代性所依赖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否认未来是过去、现在的线性延续,而是强调由于风险的“不可控”或不可预测而造成的未来与过去的“断裂”,以通过“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的方式”(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50页)来把握现在。这种价值观念是把握文明基本走向的一种新的探索。应该看到,风险观念对以“本体性安全”为代表的文明发展的既有价值观念的颠覆,其后现代性特征是比较鲜明的,即通过对现代性的质疑,来彻底反思传统现代性的逻辑。当然,与一般的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一味地批判、否定或解构不同,风险观念倡导了一种更为积极也更为现实的价值观,即通过“风险规避价值观以及对技术的自我反思认识”,来确立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现代化。这种“亡羊补牢”式的价值判断能否解决问题,尚待实践的检验;但作为一种摆脱现代文明发展困境的努力,是值得期待的。 风险观念之价值批判的哲学基础 风险观念彻底颠覆了“本体性安全”的价值观念,的确具有启发意义。但要彻底破解现代性的困境,客观上要求风险观念必须通过反思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矛盾,重新确立其价值基础。这是风险观念能否真正超越传统价值观的局限,使现代文明的发展“化险为夷”的关键所在。因此,深入探讨风险观念自身的价值基础是否坚实,对于确立超越现代文明的新型价值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风险观念终结了现代性的“自然”观念。按照风险观念,随着现代风险的普遍化,那个曾经被传统所畏惧而作为现代性征服对象的“自然”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这意味着,自然和传统无疑不再具备控制人的力量,而是处于人的行动和人的决定支配之下。夸张地说,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同上,第3-4页)显然,这种“自然的终结”意味着作为传统价值判断基础的“是”与“应当”的区分已基本失去作用。而随着这种区分的消失,风险观念语境下的价值观就只能体现为对“能否接受风险的文化及生活标准”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终结”标志着作为价值基础的自然的本体性缺失,而由此导致的自然与社会的合一的实现,是以对自然的伤害和威胁为前提,进而以对文明的伤害和威胁为代价的。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逻辑固然是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为出发点和前提的,但这种“自然的终结”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复杂性,而且使这一矛盾彻底转化为人与社会的矛盾,并为后者所决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种自然的危机与社会危机在现代性基础上的同构,必然会导致现代性的某种“异化”。究其根源就在于,“自然的人化”是以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为前提的,人类自身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要有超越自然的任务,但这种超越决不是“釜底抽薪”式的超越,而是在维护自然作为其生存和发展基础上的超越。而现代性所造成的“自然的终结”,则从根本上无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