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第九章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ppt

第十六讲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上） 一、经世实学 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 清初，历经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的洗礼，深受王朝更迭、社会动荡震撼的士子精英，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以匡济天下为己任，痛诋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力倡经世实学，以故“通经致用”、“明道救世”成为充溢着阳刚之气的清初学术的灵魂。 乾嘉时期为承平之世，其学术主流由清初的激愤忧患折入追究名物训诂之精微考据一途，经世意识大为淡化。其间，戴震、章学诚等人的经世思想备受冷落。 迨至道光、咸丰年间，社会危机像火山喷发般展现出来，土地兼并的加剧，统治阶级的侈糜，吏治的败坏，阶级矛盾的激化，催迫着清王朝朝向乱世滑落。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挟持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大举入侵，更造成一种旷古未见的“变局”。这一局面使一部分忧国忧民的士子惊觉起来，他们纷纷从古籍考证和玄学思辨中抬起头来，思索济世之道。于是，从乾嘉到道咸，便出现了由“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的学术转向。 清代学风由乾嘉的客观主义、古典主义转向道咸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还与以下因素直接相关： 首先，由于清王朝盛极而衰，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大为松弛。这才有《皇朝经世文编》之类“不泥古而切于时务”的著作竞相涌现。 其次，与清代中叶以降士人生产过剩有着密切联系。士人数量的不断增长，使读书人拥挤在狭窄的仕途上，而日益腐朽的取士制度和官僚制度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士子难于进入仕途。这就产生了普遍的不满，相当多的士人毅然摆脱八股制义的束缚，精研边防、漕运、盐法、钱币、兵饷等实际学问。这批经世学者与经世官员（如阮元、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黄爵滋等）相互结合、彼此推引，共同鼓动着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勃兴。 第三，就学术流变的内部因素而言，极一时之盛的汉学（考据学）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 以义理之学自命的宋学指摘汉学“驳杂细碎”，无力挽救国运颓势。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斥责汉学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此后，宋学家唐鉴、倭仁大力提倡义理之学。信从宋学的曾国藩更明白地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他在强调“义理”的同时，又肯定了“经济”的重要性，并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学并举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学并举的观点，创立了“合汉学、兼虚实”的“礼学”。这是由宋学走向经世实学的路径。 另一方面，嘉道间猛烈抨击汉学的更有复兴的今文经学派，其旗手为庄存与的两个外孙，一为刘逢禄，另为宋翔凤。刘逢禄的弟子龚自珍、魏源发展了刘、宋“引经致用”的活泼学风，既鄙弃一味训诂的汉学，也藐视空谈心性的宋学，对当时盛行学界的这两大学派均持批判态度，以“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为宗旨。在今文经学的大纛下，开学人论政之风，倡变法之议，引导一代学子走向经世实学。 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内蕴，包括以下诸方面： （一）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倡言变法 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包世臣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早在嘉庆元年（1801年），包世臣便作《说储》一文，提出废八股、开言路、汰冗员等建策。他尖锐批评清王朝“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他是当时士大夫中较早意识到大局“殆将有变”的先觉者。嘉庆中叶后，尤其是道光年间，更多的士人对朝政弊端痛加鞭笞。  （二）研讨漕运、海运、盐法、河工、农事等“大政” 漕运、盐法、河工在明清时期被称之为“三大政”，清中叶后，随着吏治日趋腐败，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弊端百出，已经到了不改革无以运转的地步。最早提出“三大政”综合治理的是包世臣 。 （三）探究边疆史地以筹边防，“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 嘉道以降，清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危局。如果说经世派研讨漕运等大政是为了解决“内忧”，那么，经世派热心于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则是为了应付“外患”。 在研究边疆史地的同时，经世派还将视线投向外部世界。林则徐是先行者，他在广州主持禁烟事务时，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 魏源根据《四洲志》等材料，编纂了《海国图志》，广泛介绍世界各国（重点是英国）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对近代中国和日本影响深远的口号。 （四）变一味考辨古史为“写当前的活的历史” 注意探讨本朝掌故，纂修当代史，是道咸间学术的又一特色，其始作俑者是魏源。鸦片战争的刺激，促成他研究清代军事史，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写成《圣武记》。该书以纪事本末体裁，记述了清朝中叶的用兵情形，试图以清初以来的武功激励国人。魏源着眼于当代史的治史风格，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有更为鲜明的体现。该书写成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来得及从硝烟中清醒过来，魏源便以相当详尽的文字记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始末。 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在中国近代这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它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