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调研报告.docx

家中有幸有一位喜爱唱戏曲的父亲，使我对戏曲中的红色文化接触的比同龄人更早一些。我的父亲年轻时代是一位婺剧演员，经常带我去婺剧团看叔叔阿姨们演出。平时也经常在家看戏剧的表演，对我来说，小时候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一些戏剧演出，比如《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等，给我的童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戏剧具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生动形象、时间空间高度集中、矛盾尖锐突出。我认为在当代年轻人的普及过程中,作为素质教育的目标,作为人全面健康发展的要求,很多方面的教育是难以通过书籍阅读、教材研讨、实践教学过程实现的。红色戏剧的研究与应用是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手段,对当代年轻人的思想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红色戏剧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群众性艺术活动，从最先产生到现在的几十年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隽永的魅力，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其中的经典之作，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抛开具体的时代限制，那一幕幕话剧、歌剧、舞剧甚至样板戏，所体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为普通人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严谨的艺术追求，优美的曲调和经典的人物形象，已成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无价之宝，其魅力是永恒的。家父常常在家唱《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中的经典桥段，特别是《智取威虎山中》：”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迎来春色换人间》这个选段实在是让我震撼。把杨子荣的形象塑造的特别正义凌然，大义在胸，特别有男子气概和当时要去剿灭山匪的气势。 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了，才发现一出成功的戏剧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现在将之奉为红色戏曲经典，而在当时那个年代，则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和汗水，特别在那个红色的年代，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和血汗才能换来的经典。1948年11月，正是辽沈战役。曲波大腿骨折，股动脉破裂，送到医院治疗了半年，但骨头没接好，右腿短了四公分，走路一瘸一拐，成了残疾人，上不了战场，只能退到后方，在齐齐哈尔车辆制造厂担任党委书记，兼任副厂长。于是他决定用文字鼓舞人心，曲波挥笔写下：“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于是从1955年初开始，每天构思好就写，能写一万上下。1956年8月，他最终完成了《林海雪原荡匪记》，四十万字。书稿送到龙世辉手上时。稿纸有大有小，装订线也五颜六色。1957年2月，《人民文学》连载了小说部分章节，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林海雪原》。曲波心愿达成了，他让高波、杨子荣的名字尽人皆知，他们牺牲了，但他们又活跃在另一场革命斗争里。活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里。1960年，电影《智取威虎山》上映。1966年，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上演，10月，《人民日报》发文，称其为“样板戏”。1966年，曲波被揪出来，扣上四顶帽子，因为他是《林海雪原》作者，来看他批斗会的人也特别多。曲波是二级残废军人，不用去干校，先是扫院子、扫大街，之后去食堂劳动，但他盛粥撒了一身，摆馒头捏得太紧印上指头印，卖菜又会忘了收钱，只能去果园劳动，干点轻活，他觉得挺好，还买了修剪果树方面的书认真阅读。1966年，“龙世辉是个好劳力”，严文井拿这句话保了他，但他还是去了五七干校，有一天中暑昏迷，出不了工，大姐韦君宜大喊：“好劳力都病了，明天出工怎么办？”。1966年，杨宗贵躺在牡丹江快20年了，人人都知道他，但没人知道杨子荣就是他，直到三年后，终于慢慢查清了样板戏里的杨子荣到底是谁。那时候，大家还只知道，杨子荣是童祥苓。不过六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清理京剧。京剧，其实整个传统戏剧也一样，容易犯忌讳。毛泽东说这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有些人也能从里面看出来些反动意图。说起来，文革里的艺术就剩了样板戏，文革导火索又跟几部戏关联很大，文革时候，整个中国也成了一场闹哄哄的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苦恨年年压金线，一针一线都是血泪。童芷苓演旧戏出身，学艺北京，在上海闯出了名头，师从梅兰芳、荀慧生，兼学程砚秋、尚小云。不过到了六十年代初，旧戏不再吃香，一切都要新，都要革命，哪怕领导人写的旧体诗，那也是有新意思的，哪怕是京剧，也是要有新酒在里头晃荡。而童芷苓转不过来，被批了好几次，家门渐渐冷落下来。童祥苓成了杨子荣，《智取威虎山》也成了“京剧革命”的重要作品。剧组都格外上心，为了演得像解放军，小分队去剧场都列队步行。后台不闲聊，不抽烟打牌，提前十五分钟候场，这些都成了以后样板团演出的规矩。剧团每天三班排戏，没空调，没取暖，杨子荣更是要演十场戏里的七场，童祥苓身子弱，撑不住，妻子南云整天捧着糖罐子跟着。为了能撑下来，童祥苓每天早上先跑上八里路，回来马上练唱。排演了一年，《海瑞罢官》上演，文革开始了。童祥苓在哪儿排戏，哪里就有揭发童芷苓的大字报，录音棚外面还贴着童芷苓被揪头发的照片。红卫兵在街上游行，在墙上贴大字报，在北京受到红太阳毛主席接见。童祥苓和其他“三名三高”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