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云铭眼中的屈原及《楚辞灯》的文学价值_中国文学论文.docVIP

林云铭眼中的屈原及《楚辞灯》的文学价值_中国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林云铭的楚辞研究与明末清初楚辞研究一脉相承,在对屈原人格精神和处世态度的认识上,则显得更加肯定。首先,表现在对楚辞篇目的选择上。林云铭《楚辞灯》可以说是专门注释屈原作品的,只选取屈原的作品进行注释,而对其他的楚辞作品和后世的拟骚作品则一概不予收录。林云铭认为作文必须以浩然之气为内核,认为这种浩然之气是浩然之文的根本。他说:“文为气之所形,有不可一世之气,而后有不可一世之文。”①若无这种内核,徒然袭取其华丽的词语和外在的形式,是舍弃了本质而取其末的做法,这样的没有任何意义。 在林云铭的心中,屈原的是没有人敢续,也是没有人能续的,其原因主要是没有人能有屈原一样的志向,这样,在人格上就把屈原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后世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屈原是千古第一忠臣,然而生不逢时。“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不得已以一身肩万世之纲常,寄之于文以自见”②。楚辞正是屈原的情感的寄托,是其志向的表现,是“千古奇忠所为日月争光奇文”。③这样,自然没有任何拟骚续骚作品能够与屈原的作品相提并论了。林氏把屈原与许由、伯夷放在了同一个层面上。这样的取舍实际上也表明了林氏对屈原人格精神的绝对认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他认为不是出于屈原之手的作品全部删去了。 黄文焕说:“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林云铭认为屈原是“千古奇忠”之人,从情感上来说,似乎比黄文焕的评价来得更加深入。他认为屈原对楚国存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这样解释司马迁之所以将楚国被秦国吞并的结局附于本传之后的原因: 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故太史公将楚见灭於秦系在本传之末,以其身之死生关系於国之存亡也。④ 基于屈原对楚国的巨大贡献和屈原忠贞高洁的人格,林云铭不允许有任何微词加在屈原头上。他对前代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否定表现出巨大的愤懑,用“巨恨”来形容。“后人动解作失位怨愤,去把一部忠君爱国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肠,以致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讥,千古蒙冤。愿与海内巨恨者共洗之”⑤。对杨雄、班固等人开其端的对屈原的批判,表现得极为不满。前人对屈原的至死不渝表现出了些许的不理解,认为他可以去国他适,别求贤君,语含规劝之意,林云铭继承了洪兴祖“宗国不可去”的观点,《楚辞灯·序》中说:“屈子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下,林氏曰:“颛顼后,与楚同姓,为世官。便有宗国不可去之意。”这里的不可去的“义”,是身为宗族世卿,对于国家,对于百姓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担当。《离骚·总论》中说得更加明白:“即无论能辨不能辨,有变有不变,但吾以楚族世卿,大义攸关,一言及他国已无自存矣。”林氏认为,面对这种艰难的境况,不能选择逃避,而应该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在《大司命·总论》中,林氏曰: 原以忠而见疏,不得复用,老已至矣,人寿几何,何安能留为有待,此二司命所由作也,细玩篇中寿夭二字,是后面眼目,层层说来,见得司命承帝命以操阴阳之柄。人自禀气以生,其寿夭离合,皆有一定不可易者,唯自尽其所能为而听命於其所不能为,此行法俟命,穷且益坚之大本领也。 林云铭对朱熹以来理学家对屈原的批评进行了反驳。《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下,林氏曰:“已上把与国存亡之义,结出本旨。晦翁谓屈原忠而过,呜呼,忠岂有虑其过之理乎?”林氏对历来批判和否定屈原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 林氏强调屈原的忠君爱国,但这里的忠君并不是建立在对君王个人的愚忠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包容天下的大担当上,即所谓的“以一肩担万世之纲常”,“与国存亡”之义,在这个基础上,林氏又概括屈原的精神为“忧国忧民”。这种概括与林云铭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林云铭出身寒微,幼时家境贫穷,生活艰难,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深有体会。林云铭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他的父亲为人刚直不阿,好打抱不平,轻视名利。林云铭的母亲贤淑大方,知书达理,颇有远见,好周济穷人。这些经历形成了林氏性格中同情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一面。在徽州推官任上,林氏就写过奏议,申请为百姓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他的多首诗歌中就详细描写了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艰难生活。《悯旱》诗云:“居民十万皆啼哭,骄阳不化土生烟。苦欲射鸟无羿附,柳帻村儿仰首呼。”对旱情对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其关切而又无奈的感情表现得明明白白。《老女行》一诗,长达二百零八字,类似歌行体的诗句,详细地描绘了被卖到别人家为奴为婢的穷家女子的不幸遭遇。诗前面的引子说:“及时匹偶,人情也。徽俗多贾於外妇持家政,以男仆入室为嫌,畜婢无配,甚至终身不字,此风休宁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