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主题探讨.docVIP

——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主题探讨 ?1. 美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的调整阶段，房地产和汽车等内需部门的消费和投资都转弱，但投资银行、IT、能源设备、飞机制造和农业等出口导向型部门继续扩张，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外贸逆差和财政赤字都下降。中国经济也开始结构性调整，与美国的情况恰好相反，中国的房地产、汽车和食品等内需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持续旺盛，而纺织品、玩具和来料加工等出口导向部门的投资增幅开始放慢，结果是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增长，外贸顺差（包括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从三月开始下降，但经济增长的势头不减。 ? 2. 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是通过把基准利率从1% 调升到5.25% 而实现的。美国的国民储蓄主要是通过企业储蓄实现的，美国的大型企业基本上都是净现金公司，政府和居民家庭则是主要债务人。因此，美国加息并不影响美国主要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的利润和投资，但会影响家庭消费和住房按揭，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次按”问题便是加息的结果。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将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来实现，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让企业提升资本回报率和资源分配效率，另一方面让亿万家庭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增加收入和财富。但股市的过度狂热（或者说非理性亢奋）并无助于达到上述的效果，反而会扭曲资源分配机制并带来工资——物价恶性循环上涨，最终产生金融危机。 ? 3. 中国能够在资本市场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避免金融危机的关键是开放证券业。中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其发展速度之快可能超出中美两国政府的预期。五月份在华盛顿召开的中美战略对话，应当把重点放在华尔街如何能把资产定价、价值投资和股东价值的理论和技术引入快速发展中的中国资本市场，让中国的资本市场能避免重蹈当初日本的覆辙，走向健康成长的轨道，既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又促进中美经济的良性互动。 ? 4.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不仅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它还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国政治中两个潜在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和国营大企业的关系。中国的一个省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往往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甚至一个大国，而一家中央大企业往往也是富可敌国。中央不可能完全控制地方和企业的经济活动，因此在没有一个统一的证券市场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地方或部门割据的局面，产生许多政治矛盾。而在一个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中，每一个股民都成了监督者和决策者，资产定价和资源分配的权力分散到亿万投资者和百万专业人员手中，中央政府则通过证监会和人民银行强化了集中调控的能力。证券市场事实上把全民所有制的政治理想从“部门所有制”和“内部人所有制”中解放出来，有了一种比较具体而相对公平的表现形式（至少可以用脚投票），消除了中国社会一个不稳定的隐患，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同时取得重大进步。 ? 5.?为了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除了加快证券业的开放之外，中国政府现在需要采取的重要措施是大幅提高存款和贷款利率。中国目前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对于利率调整是不敏感的，因为中国缺乏对息口敏感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如果政府要在不影响股票市场的发展趋势（因此要避免行政干预）的前提下防止泡沫继续扩大，必须要大幅加息达到震撼性的效果才有用，比如说一次加息一厘。大幅加息会抑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在房地产和股票方面的投资，但不会影响家庭的消费需求。对于很多依靠利息收入的家庭来说，银行存款利息大幅上升将使其收入显著增加。如以15万亿居民存款计算，存款利率每增加1%，居民利息收入就增1500万。所以加息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也有利于压抑楼市和股市的炒风。 ? 6. 人民银行不愿意大幅度加息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引诱更多资本流入，加重人民币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了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政治问题，但跟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相比，汇率问题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体系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如果中美能完成前述的经济结构转型（目前进展顺利），中美两国都会成为更加平衡的经济体系，人民币完全可以实现自由兑换。固定汇率制度对一个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就好比尿布对于婴儿的重要性一样，一个大人如果还戴着尿布是既费钱又不舒服的。关于固定汇率和过多外汇储备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余永定先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的研究。余永定先生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班同学（1983-1986），在汇率问题上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唯一不同的是，我认为在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之后再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就可以让效益高的企业兼并因为汇率改变而经营困难的企业，减少固定资产的浪费也减少失业的压力。 ? 7. 我的上述关于资本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观点与保尔森的观点是完全相同的。更确切地说，因为他是高盛的主席而高盛是我了解资本市场运作的启蒙老师。因此，在五月份的经济战略对话中，如果中方提出先发展资本市场再放开人民币汇率的想法，保尔森一定乐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