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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的思维方式反思 　　2005 年，由于日本首相小泉反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此后，特别是经过 2010 年 9 月和 2012 年 9月两度爆发的钓鱼岛问题激烈对抗，一直到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对日关系几乎是中国对外关系议程中最为经久的头号困难和首要纠结。不仅如此，由于安倍在日本右派势力愈益壮大、民族情绪和公众舆论愈益右倾的背景下顽固推行逆转历史判决、激进修改宪法和对华军事对抗的大政方针，这种局面还将相当持久地持续下去。 　　无论是从中国全方位外交、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的大局来观察，还是从中国成为战略空间远为广大、国际威望远为高扬的世界强国愿景去估量，对日关系困难和日本问题纠结在颇大程度上支配中国对外关系议程的局面虽然迫不得已，并且有其经过对日斗争而来和可来的重大裨益，但其弊端依然可见，包括实在和潜在的诸种外交/政治被动和战略/政治风险。有鉴于此，一位国际关系学者同行感概: “我们把对中日关系看得太重了。为什么会看得太重? 　　因为多年来我们关于日本问题的思维方式保守陈旧，没有什么变化，比较短少客观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此话虽有过分之弊，可就其大意而言，不无道理。 　　在日本问题上，许多人惯常地缺乏必要的“文学透视”，特别是对当前日本民族心理的透视，那尤其倚赖设身处地似的(empathic) 观察、调研、理解和适当的想象。这种缺乏广义的“文学透视”的思维方式不会注意到一点: 时代性和历史性的根本环境对民族心理的规定作用。大略地讲，这根本环境包括: (1) 从二战结束直至几年前，世界政治经济大局中日本的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 (2) 其后世界政治经济大局的急剧变化，连同日本在其中的甚为窘困的处境和地位。至于这些根本环境与其变更所规定的民族心理，则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那实际上是日本公众几乎人人会自问的: 上述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它们能否继续适应他们的民族需要? 在二战结束后 60 余年，即在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经济和美国拥有显赫优势的时代，日本奉行“贸易国兴起”式的商业福利与和平主义国家方向，对外注重倡导生态保护，施行发展援助，传播日本文化，追求国际和跨国软实力，然而说到底这给日本人带来了什么? 20 余年超长久的经济衰退，世界商业市场的大为紧缩，巨型中国经济力、军事力和国际影响的急剧持续崛起，美国优势的显著相对缩减，美国对日保护义务可信性的潜在动摇，日本军事安全环境在日本人看来的严酷和恶化(更何况他们的战后附庸地位导致或加剧的心理特性包含着偏执多疑［paranoia］这一要素) ，日本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和国际威望的显著急速下落，这就是他们所见的最基本状况和趋势，而且全都可以是经久结构性而非短暂情势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当然易于倾听和接受右派的劝说和鼓动，当然可能愈益按照右派的意愿去考虑接受日本的国家方向变迁。 　　与此相关，在值得反思和调整的思维方式中，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两项。一是不注意日本国内愈益增进的一种危险的共识亦即右倾化、民族主义化和“普通国家”(实为大国权利) 军事化“实属难得”---在享有历经 60 余年的大致以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之后，日本大多数公众要改而接受右派鼓动的新国家方向，特别是在中国强劲崛起、美国优势缩减和美国军事保护的可信性逐渐趋于动摇的时代，就需要安全领域的严重刺激，那首先是海空军事和所谓海洋领土方面的。二是中国许多人在当前时期的中日关系问题上似乎忘了国际政治一般固有的互动性质和互动机理，那是克劳塞维茨在他天才的战争探究中就战争的本性反复强调的。就此需要指出，中日两国以外的其余世界大致都认为，已历经数年的中日对抗、特别是 2012 年 9 月以来的中日对抗虽然都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派势力挑起，但其加剧、升级和经久维持却出自中日互动。如果不在内心的思维、判断和战略政策拟订中记住这一点，如何按照我们的大义和正当利益真正地说服或影响其余世界? 　　不仅如此，还有两个问题跻身于需要调整的思维方式之列。首先，许多人大致只单方面地看待或谈论中日对抗的日本国内政治动力和制约，即只看或只谈论日本方面的。当前时期中国的特征之一，在于大众民族主义的持久勃然上扬(这给当今和未来中国既赋予一大力量也增添一大麻烦) 。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大众传媒大发展和愈益多样化; 还有，与此大致无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愈益多样化，与先前相比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遇到更多的麻烦和困难。 　　在中国对外政策的日本问题上，这些情况可谓尤甚。 　　需要充分考虑和估量这一点，否则难以充分认识中日对抗有多么强有力的动能，难以充分预估要处理中日关系困难要作何等的国内努力。其次，这个问题甚至更重要，许多人真正重视的大致只是实力--